“改了好几年，但群众的意见不但没有减少，许多地方反而更加强烈。”全国政协委员黄鸿翔指出，“原因在于各地的公车改革方式几乎全部采用‘卖公车、发补贴’，即所谓‘货币化改革’的形式。这样的改革单纯从经济上考虑问题，满足于从表面上减少一点点开支，从而使公车改革陷入了误区。”(3月12日《珠江晚报》)

　　如果笔者没有记错的话，“公车改革”最早在1998年就开始了。但直至2005年下半年，由于在公车改革的呼声日渐升温，也由于公车已成了财政不堪承负之重，公车改革以如火如荼之势在全国展开。

　　然而，在这场势在必行的公车改革大潮中，本来旨在遏制公车腐败，禁止公车私用的公车改革却在不少地方异变成了“公款赎私权”的“公车赎买”运动———有的地方“公车拍卖”正在成为新的一轮国有资产低价流入私人口袋的游戏；有的地方出台了按官员级别补贴多少钱的标准，为官员公车发出了每辆车月补贴300元3000元的高价……

　　在这场公权与私权的博弈中，百姓们看到，原本旨在制止某些人违规的行为的公车改革(按国家有关规定，只有部长级才可配专用公用车，其他职务只能派用公用车)当中。公权似乎成了一个犯了错误的“赎买者”———不把公车低价卖给官员，不向官员们发车补贴，公车改革就无法进行下去。

　　正如该新闻中代表们所呼吁的那样，“卖公车，发补贴”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有诱发新的腐败危机。

　　不是吗？就连在低保和最低工资分别仅为210元，470元的西部地区，公车补贴的标准竟高达副厅级月补贴1500元，副处级1300元，这正常吗？

　　究其原因，公车改革的方案制定和实施，从头至尾都掌握在各级享受公车的官员手中是其一，百姓在公车改革过程中，只能是个旁观者是其二；公车改革的出发点从一开始就偏离了“纠错”的轨道而滑入保证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是其三：公车改革的操作，人大政协监督不了，有关法律约束不了是其四……

　　相信，我国公车改革之所以异变成“公款赎买私权”的原因还有许多，而就此四个原因而论，公车改革的确让“以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和方针，越发显得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