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上升通常可以带来高度就业。处于轻微的通货膨胀中,工业之轮开始得到良好的润滑油,私人投资活跃,就业机会增多,历史上的情况便是如此。
——[美]保罗·萨缪尔森
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种货币现象。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莎士比亚在千古不朽的悲剧《哈姆莱特》中,借剧中人之口发布出人类恒有的困惑:“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如果问各国的经济制策官员,你心中的“to be or not to
be”到底是什么,十有八九,你会听到这样的回答:“不知下一步我国的经济状态,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呢?因为它联系着每个国民的钱袋,也联系着一国的就业状况,更联系着制策官员的“政绩”。为什么这个问题又是如此难以解决呢?因为人性中有一种求全的倾向,而通胀与通缩又不是两个绝对好与绝对坏的截然分明的东西:你要消灭通胀,失业将增加,经济将停滞;而如果消灭通缩呢?国民的货币资产将会出现贬值,经济将会出现泡沫。而且还不说通胀与通缩并非两个孬种,不是任你想消灭哪一个就可以消灭的。所以制策官员在通胀与通缩之间选择,就像在使用一把锋利的剃刀,你稍不小心就会伤着自己。回想“越战时期”的美国,通胀狠狠地伤了美国国民一把,而换得经济增长的侥幸心愿也竹篮打水了,一场“滞胀”结束了卡特总统的政治命运,也结束了二战后一个持续数十年的“黄金时代”。这么说,通胀与通缩的选择,能不重要吗?
2006年伊始,一个奇怪的音符就在我们耳边嗡响:“中国通缩2006?”可以想见,运筹帷幄、负着责任的制策官员比谁都着急。在这一片纷纷传响的声音中,似乎应该把历来有关通胀与通缩的各种意见捋一捋,使我们手中有一个风标,举起它就可以获知风的来路与去向。
一、 怎样判定通胀还是通缩:锁定物价还是锁定币值?
学术界基本上都认可:通胀是一种纸币现象;而通缩,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黄金增加缓慢,也有可能发生,但通胀就不会了,因为一旦黄金过多,人们就可以把多余的藏起来。这样从源头上我们就看清了,引起通缩的原因并非反向运动就变成了引起通胀的原因。有了此种历史眼光,你就可以比较方便地把通胀与通缩的分别来认识一番,不致于看成两个绝然相反、非此即彼的现象。
但大学者也有风吹迷眼的时候。我们追溯美国经济史上的一个病例与治疗方案——“罗斯福新政”来看一看。在“新政”实施前,美国的病象是什么呢?是所谓“大萧条”,即企业普遍地开工不足、失业严重、物价低迷、投资者没有兴趣。望闻问切一番,你找到了病源,是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两种力量失衡了,总需求跟不上总供给。怎么办呢?罗斯福的办法是通过一系列法案,规范银行与企业的行为,让经济中“内生”出更多的需求来。这个药方是治理通缩的经典药方,虽然怀疑的人也不少,但更好的方子好像当时也没有谁能开得出来。多年后,名声已成、著作等身的弗里德曼突然说,当时该采用一个药到病除的直截了当的法子。这个法子是: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让经济中有更多的货币,立即就会变出更多的需求,何必像罗斯福那样过分弄巧?事情真会如此简单么?千里眼行路,风吹迷眼,神通大减,他的视力也就和一般人差不多。直率地说,弗里德曼在这里犯了个低级错误,他把通缩归结为一个纯货币现象了,以为控制了货币就可以治理通缩,忘了通缩是由更深层、更复杂的原因引起的。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个捅烟囱的小子,梦想发大财,一日在门口悬出“白发生黑丝”的幌子,前来应诊的络绎不绝,你以为他有什么妙药,谁知这篾片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染染!”好在他捅烟卤,最不缺的就是草木灰。把通缩问题简单化的学者,无意之中都做了那个捅烟囱小子的传人。
为什么要旧事重提呢?老话说“鉴往可以知来”。中国目前是否面临通缩的威胁呢?假如有出现通缩的迹象,我们是深入到经济肌体的五脏六腑去找病灶呢?还是目光只盯着货币价值,像那个捅烟囱小子一样出个治标的主意:“染染”呢?弗里德曼的思想魂魄,事实上在学术界和制策界还是不停游荡,影响深远的,为此更应该警惕一种倾向,即把通缩问题归结为纯货币现象。
言归正传。既然通胀与通缩是不同原因造成的两种现象,不是货币量的多少可以解释的,那么怎样来判定是通胀还是通缩呢?长期以来,学术界提供了两个系列的指标:物价与币值。在实际判断时,到底物价反映的更真实些呢?还是币值反映得更真实些呢?虽然学人们各言其是,但制策官员应该心里有杆秤。
我以为物价系列的反映更真实一些,因为物价是经济肌体状态的反映器。我的一位恩师在讲解这个问题时曾做过一个比喻,说物价就是人身上的扁桃体,人身体中的阴阳失调,扁桃体就发炎。扁桃体只是个反映器,身体阴阳失调才是根本,有人以为割掉扁桃体,就完事大吉,但病象失去反映器不等于没有病。所以我们废掉物价这个反映器,或按照自己的意愿调整指标让物价反映的东西好看一些,都没有用,病还是依然存在的。而且失去这个反映器,病的程度将无法测量。
那么币值的变动就不是真实的反映吗?这很难说,它至少不会比物价更真实。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货币是政府手中的一个“玩具”,通过利率、汇率的调整,币值或升或降,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博弈过程。但正因为有意思,参入的主观愿望太多,便变得不那么真实了。当然,政府也只能在一个弹性限度内“玩”货币,玩得过火了,失控的货币就成了洪水猛兽。例如一战结束后的德国、败离大陆前夕的国民党政府,还有“广场协议”后日元不断升值的日本,都是“玩得过火”的惨例。
所以我以为判定通胀与通缩,应该锁定物价,只以币值的变动作参考。这可以证之以美国的例子。在美国的货币理论界,把通胀的状态一般地分成四阶:一是无通胀,即一年内物价的升降在1%的范围内,这就像人的体重,常常也在1-2公斤的范围内有所升降,不能视为不正常一样。二是爬行通胀,即一年内物价的上涨幅度在1-3%之间。三是严重通胀或奔腾通胀,即一年内物价的上涨幅度超过3%且常常高于5%的水平,但也不至于超过10%。四是恶性通胀,这虽没有一个具体的指标来衡量,但国民普遍地不接受它,就可以视为恶性的了。
在中国,急需商榷的问题不是该不该锁定物价来测定通胀或通缩,而是用什么样的物价体系来测定。各国惯例,以消费品价格指数(CPI)为主要的测定指标。但这个指数下所包纳消费品品种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检测结果。例如当低端产品的产能出现大量过剩的情况下,消费品价格指数会下降,这是真实的通胀信号。但如果要掩盖真相,或减轻程度,设计者可以向这个体系中纳入正在上涨的房地产、汽车等产品,这样以来,数字就好看多了,通缩的严重程度被冲淡,而低端产品的产能过剩的严峻问题却也被掩盖了。
为了检测到真实的通胀或通缩的情况,并进而真实地了解到经济肌体中产能短缺或产能过剩的情况,了解到低端产业与高端产业的配比情况,了解到货币需求的匮乏或过旺情况,以便于实施准确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我认为应当运用新思维,设计一种适合当前中国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状况的物价指数体系。这个体系应包括以下六大类指标:
1、基本消费品价格指数。中国存在大量的低端产业并不可怕,因为中国人口多,即使每个人的消费水准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架不住我们的基数大,衣食住行是每天必有的。这些基本消费品应纳入一个体系,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价格指数。如果这个指数连续地有所上升,说明(1)国民的可支配收入稳步上升,而且是普遍地、公平地上升;(2)我国对基本消费品的产能是处在稳健状态,没有大落的迹象。反之,如果这个指数连续下降,说明(1)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在不断下降,以致于不能消化现有产能;(2)基本消费品的产能处于过剩状态,大量的基本消费品不能被国民所吸收。
2、房地产、汽车价格指数。这代表那些比基本消费品更高的一类消费品的价格水平。如果这个指数连续上升,特别是超常上升,是经济泡沫的危险信号;但如果连续下降呢?那反映的是产能过剩或“超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处于匮乏状态。
3、能源产品价格指数。这所反映的是能源产品的产能问题和需求问题。也可以反映出该类产品的价格扭曲的情况。
4、资本品价格指数。资本品是奥国学派使用的一个名辞,指表现为非货币形态的、为生产别的产品而由企业家聚合在一起的产品,如土地、原材料、机器设备等。这个指数可以真实反映资本品的供求。
5、公共产品价格指数。由政府的企业提供的这类产品,如水、电、煤气等,其价格的升降具有很大的人为因素。如果政府在这类产品上有高额补贴,那么当国民可支配收入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后,价格指数将可能上升,因为政府可能会把一部分补贴收回,由居民自己负担;反之则会长期维持不变。
6、服务品价格指数。一个社会中,国民收入普遍提高,服务的专业化程度将提高。一般地说,服务品价格指数稳步提高,反映的是国民经济的良性运作;如果经济衰退、失业严重,那么服务品的价格将大幅下落。
二、为什么经济会发生通胀或通缩?
见到一种现象,人就要去探寻一番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是人性使然。如果问二十世纪最困扰经济学家的问题有哪些,通胀必定“榜上有名”。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曾发行过一种叫大陆币(Contenental)的通货,因为它远远脱离了黄金这个价值基础,像脱缰野马一样毛起来。在美国英语中,鄙夷某人某事某物,说其毫无价值,有时便用一句俚语表示自己鄙夷的程度:“不值一个大陆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国德国发生恶性通胀,买东西必须用大袋子、大箱子装上钱去商店;工人一天得领两次工资,因为物价一天数涨。1922年到1923年,德国的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亿倍以上。
这些纸币下的通胀现象把人们吓坏了。事实上恢复金本位制作为潜流一直是二十世纪历史上一个执着的呼声。如果恢复金本位制不成,那么就把货币非国家化,完全变为经济的“信用凭证”,由经济内生,并由经济自身的力量调节其流通量。自由市场经济“黄金时代”的银行券大体类似于此,无论哪一个银行,哪怕你是英格兰银行,也不敢随心所欲地发行纸票,因为你要对你的“信用凭证”进行兑现。可在现代的三部门市场经济中,政府须臾不能淡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更遑论取消发行货币的特权!
二战以后的情况就好多了,恶性通胀,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中事实上再也没有发生过,但爬行通胀却是一种经常的现象。学者与官员探究通胀成因,也不再激愤地质疑政府有没有发行纸币的职能,也不再把通胀看成战争带来的一个可悲现象;而是转向深入经济肌体的理性探究。在1950-1980年代,对通胀的成因的探究确实取得了丰饶的成绩。
简要地说,对于通胀成因有以下几种至今富有启发的认识:一是成本推进。既然通胀表现为物价上涨,而引起物价上涨的原因深藏在经济中,最明显的就是生产者的成本增加了,于是物价有不得不涨的理由。但成本为什么会提高呢?往深层追索,除了土地、原材料、租金会涨价以外,工资的提高也具有“刚性”。二战后西方各国陆续对最低工资标准、雇工劳保、社保作了强制性的规定,企业家想从雇工身上省钱也做不到了,更不用说工会组织的“权力”足可以与企业家“叫板”。二是需求拉动。价格的上涨,一般地总由供给与需求两面的原因引起。“成本推进”作为供给方的原因是个明显的存在,但在需求一面,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所形成的需求拉动价格上涨亦不可忽视。随着经济发展,战争平息,国民可支配收入提高是正常的,现代西方更发明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招数”,比如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险系统,让人少顾虑将来与可能的突发事件的打击;再比如通过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国民可以用借款的方式提前消费未来的收入。这些无疑都增进了当前的需求力量,反映在价格上,就是上涨。三是结构性通胀。虽然现代便利的交通和通讯使市场高度一体化了,但物价的地区差异在短期内还是必不可免地存在着;再者,由于创新加剧,那些率先创出来的产品往往具有高价位的特征,厂商攫走“取脂利润”,尽管这种优势很快会消失;还有,经济中存在着“半垄断”的情况,如专利、对核心原料供应的控制等,那是国家的反垄断法律所消除不了的,于是,与此有关的产品在总的产品中就表现出结构性的高价特征。
应当指出,在这个阶段,学者与官员探究通胀成因,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即并不在于控制通胀这藉藉一事,而是由此去谋求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按照二十世纪表现出的一条经济规律,用适量的通胀可以换来经济增长与就业率的提高。而通胀的率是政府可以“玩”的东西,例如通过增加向经济中注入货币,通胀会出现,企业家受到刺激,于是开工充足,增加雇员,经济也增长了;同时通胀也使以本国货币标价的商品相对便宜,易于开拓国外市场。但正如哈耶克指责的那样,通胀与就业之间只有相关关系,可人们把它当作因果关系了,所以华盛顿特区宪法大道上的美联储大厦中那些神神秘秘的人物,并非什么智者,而是现代的巫师,他们以为自己穿起绿裙,春天才肯来,草木才变绿。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策上确应提防无意的因果倒置,或把相关关系扩大为因果关系。
198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学者研究通缩问题,近年来却颇受关注,这因为时代变了,通缩像一片阴云漂浮在世界经济的上空。这里我们来介绍近年来三种较有影响的关于通缩的观点,对中国的经济制策工作或许有些启发。
1、 产能过剩观
全球产能过剩已经引起学术界关注,这是全球化的一个新现象。应当看到,当今世界经济是由若干跨国集团支撑起来的。当这些跨国集团的主要市场还在本国时,他们对海外市场有一种向往,有一种美好的想象,以为广袤无比。“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的确,那想像中的广袤市场是飘渺的。因为这些国家经济欠发达,国民生活水准低,事实上不可能达到跨国集团想象的需求能力。所以刚刚打开这些市场的时候,确实让他们兴奋了一阵,但狭小的消化能力很快就让他们悲观起来。何况这些国家往往并非采用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强大的对民族产业的保护力量。以汽车工业为例,欧美那些大的汽车制造商曾为东亚市场兴奋过,但洞开国门的韩国却偏偏不怎么买单,国民宁可购买国产车。中国汽车业开放力度很大,也可以说是“洞开”,但世界各大汽车制造商蜂拥而来,也便显得僧多粥少,合资项目争抢不到手。这一番竞争的结果,中国的民族汽车工业确已不易振作,但外商们也面面相觑,因为他们的拼命涌入,事实上已造成中国土地上汽车生产的产能过剩,价格走低便成为必然之势了。
美国经济学家西林(A. Gary
Shilling)曾在世纪之交分析全球经济,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全球需求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全球产能的提高速度,而全球产能过剩必然打击跨国集团心目中的价格期望,从而出现大范围通缩。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所谓新兴市场上需求的真实情况暴露出来了:由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吹起来的泡沫,并不证明这些地方的国民大众对物质商品真有什么强劲的需求能力,而西方厂商在这些地方投资设厂,意图占领市场,是否又是一场悲惨的产能过剩呢?这个结论是有醒世作用的,参之以中国的情况,也大致相似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产能过剩,无论如何是一种浪费,在全球能源短缺日益严峻的今天,警惕产能过剩、理性竞争、合理安排全球的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对称规模与结构,是仁者之事,是圣者之事,是有功于子孙万代的,所以它已成为时代的主题。
2、 需求下降观
回思七十年前,凯恩斯就是从刺激需求方面来给治理通缩开药方的,而且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尽管它不是包医百病的良丹妙药。今天这种思想虽从“神坛”走下,一般人不迷信它的威力了,但仍有学者执着地从需求方面思考问题,按照凯恩斯的路子“接着说”。这派人认为,在全球化市场中,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很多原因都可能引起市场的突然萧条,甚至灭失。试想,美国的产品如果只在美国本土销售,那么美国的厂商对市场的现有容量和未来走势是有相当把握的,但它的产品如果行销全世界各地,问题就来了,因为那里的市场上不确定因素太多,假如往年一直在伊朗销售,但今日美伊关系紧张,这个政治原因即足以封杀这个市场,那么对这种产品的全球有效需求中,突然缺失一大块,总量必然急骤下降。再以中国为例,中国纺织业在几年前就摩拳擦掌,准备迎接“后配额时代”。适应全球市场需求的超大规模工厂,用贷款建起来了;采用“订单农业”的方式,使蚕农大面积种桑养蚕;相应的技术也购到手了。但后配额时代,欧美各国并没有取消对中国纺织品的进口配额限制,欧美市场的需求不可能像想像的那样大幅提升,这样以来,那些野心勃勃、率先扩大产能的纺织厂主,就只好抄着手着急。
2006年2月1日新就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Ben
Bernanke),几年前就持这样的观点。作为出色的货币经济学家,他承认全球产能的突然提高,引起总供给的突然增加,以致于全球总需求赶不上总供给的速度与规模,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但厂商有主动性,理性会让他们不致于走到极端,懂得及时缩手。但在需求方面就不同了,它往往不是厂商所能掌控的,一个市场的衰退(如新兴市场国家在陷入危机时),甚至失去(如发生局部战争时),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厂商有先见之明,但调整产能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的。事实上来不及。所以还是需求的骤降,其造成通缩的概率更高,也更不易防范。
3、 流动性陷阱观
其实单从供给方面的产能过剩,或单从需求方面的需求骤降,都很难真实地解释现实的通缩。当你责怪产能过剩时,辩论的对手会说:只要中央银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形成更多的需求,以消化那些看上去“过剩”的产能,不就行了吗?而当你责怪需求下降时,对手也会说,如果跨国公司放弃过大的野心,谨慎地进入新兴市场,不也是比较容易地就可以克服不确定性,从容应对吗?
现实的情况是,往往当你加大货币供应量时,经济并未出现预期的增长,甚至该怎么收缩它还怎么收缩,徒然地增加了一些投机资金,把房地产与金融资产炒成大大的美丽的泡沫。而一旦泡沫破裂,无论再向经济中注入多少货币也无济于事。例如日本在1990年代,货币供应每年大约以50%的速度扩张,但经济不接受刺激,疲软依旧,货币政策被宣布无效。或者用凯恩斯主义以来的术语说,叫货币政策掉进了流动性陷阱。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持有“流动性陷阱”的观点,这对于相信“货币政策,一抓就灵”的美国制策官员,是一剂清凉散。为什么经济中会形成流动性陷阱呢?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有问题。比如贫富过度悬殊,贫穷阶层的需求程度很低,而就业机会很少,通过货币政策注入再多的资金,也到了他们手里,结果注入的资金适成为少数富者在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上投机取利的工具,吹胀了经济泡沫。再比如大量的低端产业处于产能过剩状态,而这些低端产业上集聚着一国绝大比例的劳动力,如中国的农业、纺织业等,在采用宽松货币政策情况下,多增的贷款和以其它方式增加的货币供应,也不会进入这个低端产业层次,结果造成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上的投机盛行。以此道理反观中国,当前似乎也要警惕出现货币政策掉入流动性陷阱的问题。总之,根源不在货币政策错了,而在于经济中有个“无底洞”;而消灭这个“无底洞”,需要制度性、结构性改革,不是货币政策所能够包医的。
三、中国2006,通胀还是通缩:一把锋利的剃刀
中国在2004年中旬创下消费品价格指数峰值后,一直至今经历着一个缓慢的通缩过程。虽然其中有一度大城市房地产价格猛涨,但它不仅不是通胀的表现,恰恰证明了通缩的存在与其程度的加深,因为房地产价格的非正常上涨(炒作价而非国民实际拥有价)正说明其它产业存在产能过剩,多余的资金没有出路。
有人说2006年,中国出现通胀与通缩的可能性都有,关键看哪些因素占上方。这里我们且把两种可能性的原因罗列一下。
1、可能通胀的因素。从供给方面看,石油、煤炭、电力等能源产品价格的上涨,将导致许多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这是出现“成本推进型”通胀的一个具有全面性影响的因素;特别是法律方面《能源法》、《石油法》的拟议与准备出台,更增加了能源价格的上涨预期。其次,从2005年起国家已经调高了公共产品的价格,如水、电、煤气、燃油等的价格,这是个直接提升物价的因素。再次,安全生产、环境方面的要求加强以后,有关企业在保安全、治污染方面的投入提高,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投入都要分摊到产品成本中去,这将又是一次成本推进。再再次,随着政府劳动管理的规范化和严格化,企业对员工的工资、福利、劳保、社会保障将继续提升;使用农民工的企业拖欠工资的情况大为减少,这种工资“刚性”也会推进成本的增加。从需求方面看,随着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的出台,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向上的调整是必然之事,而它的参照物效应和示范效应,又会引起国有企业员工的工资普遍上涨,其余波又将继续扩大至大量的私营企业,这个连锁反应将促进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其次,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调高以后,留给个人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在农业方面,由于农业税负的取消,农民手中可支配收入将增加,别看这个部分好像微乎其微,但八亿农民把手头多出来的钱差不多会全部投入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故其推动低端产业消化过剩产能的效力是不可小视的。再次,我国居民储蓄明显偏高,如果能够采取适当办法消化一部分,诱导增加即期消费,也会形成一股需求力量;同时企业与政府的存款也明显偏高,把许多需求力量闲置在那里,把它们焕发出来,也是需求力量可观的一支。再再次,随着大量中小商业银行的兴起,他们拿到大项目、大客户的希望甚是渺茫,于是转而开发零售业务,而零售业务中的一个大项目就是消费信贷,主要用来购买住房、汽车、大额耐用消费品。
2、可能通缩的因素。从供给方面看,我国许多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比人们想像的或调查的还要严重些。因为在想像和调查以前,人们先存了一个愿望,就是这些过剩的产能是可以相机消化的,但事实上许多过剩产能已经注定了被浪费的命运:现在把它控制住,是让它当下死(如大量的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在建工程),如果让它继续建下去,只是延缓它的死亡。而政府的一些执法部门,为了收取罚金,生财有源,罚过后便又任它再建。这当然是产能的纯浪费。虽然国家已开始对11个产能过剩产业进行控制,但效果未可乐观。从需求方面看,最大的威胁是出口受阻,对海外市场的扩张将明显缓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权威研究小组预计:2006年出口增长率在12%左右,而2005年的出口实际增长率是28.4%。这就是说,以最乐观的估计还达不到2005年的实际增长率的一半。预计2006年进口增长率为16.1%-19%,而2005年实际达成的进口增长率是17.6%。把进口预测为增长率基本不变,这也是带有相当大的自慰性。海外市场对中国的产业并非无关紧要,而是至关重要,2005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以出口增长率降低一半计算,我们用何种方法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国内需求上开辟出消化那另一半的空间来?如果开辟不出来,出口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便益形严重,走向衰退也就在所难免了。其次,人民币小幅升值也会影响中国产品对海外市场的占领,人民币与美元比价目前在1:8上下徘徊,如果出现较大幅度的突然升值,那对于中国产品的出口将会是灾难性的。再次,虽然从公务员到普遍的从业者工资会有明显提高,但这带有弥补历年欠帐的性质,国民收到款项并不见得就要全部拿去消费,故对提高当期需求水平,其作用要打一些折扣。再再次,中国居民储蓄率过高已持续有年,为什么年年喊叫把“笼中虎”赶出来,即使笼门大开,甚至用棍子捅它,而这只懒虫就是不肯动窝呢?经过几年的喊、赶、打,我们也悟出来了,它不出来有它的道理。其一是一般居民的这些储蓄早被安排好了它的用场,在中国社会保障不发达的情况下,储蓄是一种笨拙的保障,但也是一种最实在的保障;其二是对储蓄的持有很不均衡,少数人持有绝大比例,而这些人早达小康,甚至已经解决了上等生活的问题,存钱就图个安全,所以用什么手段也把他们的储蓄赶不出来。
经过以上分析,2006年的中国出现通胀与通缩的可能性都存在。央行的稳健货币政策的目标指意,已开始关注通缩问题。但我们的建议恐怕要更复杂一些。因为综合上面的分析,能够看到,(1)我国经济肌体中结构性不均衡问题很严重,如果不通过数年调整,建立良好的产业结构、供需结构,恐怕反通缩的适度扩张型货币政策会掉入“流动性陷阱”。(2)对我国低端产业的产能过剩,必须有一个很好的估断。对产能过剩的产业,追加资金投入反而是火上浇油,而且也可能你根本就灌不进去,所以必须通过制度上与结构上的动作,使过剩产能消化掉大部分。否则为防通缩而注入经济的货币需求,很可能像水上的油一样浮着,适成泡沫经济的推波助澜之力。
货币政策如何走出纯货币的关怀呢?如何与政府的制度性、结构性调整相配合呢?据《当代金融家》杂志编辑部的约稿函称,该刊将全年关注这个选题,那么我这篇文章就到此结束了。读者如能从本文获知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与官员对通胀与通缩的智慧沥炼的过程及其结晶,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责任编辑:任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