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程凯高初建

　　一段时间以来，围绕着改革这个话题，引发了不同的争论以及所谓的“反思”。如何看待改革，怎样认识改革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未来改革的新动力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同样引起了两会代表和委员们的高度关注。

　　无论我们找到怎样的答案，公平或者效率，我们寻找答案的方式决不应是“独断论”的。我们需要倾听足够多的声音，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寻求美好生活方式的表达权利。

　　“急聘”！2006年春节刚过，广－深高速公路两侧密集的工业区外，各种工厂就在厂房显著位置挂上了巨大的招工横幅。老板们着急的，是找到足够多的工人让所有机器都能运转起来。

　　有太多人关注“民工荒”，最后都会归到“公平”与“效率”的争辩上。一方认为，从前的改革过于重效率，工人在财富分配上获得太少；另一方认为，效率仍不可少，而设定“最低工资”的干预政策只会让工人失业。

　　孰是孰非，莫衷一是。但农民工们不会等待别人给他们找到答案，他们要靠自己想办法，比如最近活跃在珠三角的一批“临工集团”。这些“临工集团”，由一些有同乡、工友关系的农民工自发组织，任务是与企业就用工、工资待遇进行谈判。由于有了“临工集团”，公平与效率得到了某种平衡。

　　有生命力的制度安排可以“自生自发”，这是经济学家哈耶克诠释的市场乃至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管理者需要做的，只是保护这种有生命力的制度的自生自发。

　　“临工集团”的出现提醒我们，农民工需要“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不是政府的、经济学家的或者社会关怀的，而是工人自己为自己代言。

　　改革要进一步推进，先富要带动后富，第一问题不是改不改革，甚至也不是如何改革，而是如何决定改革的方式和方向。在决策的每一个细节上，我们需要倾听太多的声音：工人的、农民的、政府官员的、国企高管的、民营企业家的、经济学家的，还有读书的、看病的、买房人的，你的，我的。

　　不仅是倾听，继续改革首先需要的是一种社会宽容和制度安排，能让每一个渴望富裕安定生活阶层，能清楚无误地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医改、教改、房改

　　两会期间，萧灼基委员说，看病难、上学难，还要三农等等问题，都属于某些改革滞后的问题，或者说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如何处置的问题。

　　萧灼基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共识。代表和委员们指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必须同时关注公共领域中以公共化为导向的改革，例如公共财政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换等等。假如只提“市场化”而忽略了“公共化”，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就很难做到，其必然结果，通常是牺牲公平，导致分配不公。

　　一些委员在发言中认为，目前某些社会问题的存在，不能把原因简单归咎于某些特定的人群、特定的阶层，尤其不应武断地认为“为富不仁”。比如，“看病贵”的根子并不在医生。从根本上来说，公共卫生长期投入不足，基础医疗保健体制远不能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才是更为深层的原因。

　　本届政府已经十分注意改革的公共化导向，无论是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构想，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的力度，还是提高个税起征点，采取医疗费、药费降价、禁止学校乱收费等措施，都是为缓解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而做的努力。但是，“公共化”的改革内容其实还要宽泛。比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否为有志创业的人和人们通过创业获取的合法收入提供可靠的法律保护？再比如，在税收方面，能否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同等的竞争环境？还有，行政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难道不是更好的公共产品？

　　没有人可以垄断改革

　　人们简单地从医改、教改、房改上找到了统一性：市场化。不过，人们没有直接把矛头指向市场化，因为市场切实为生活带来了总体向上的变化。矛头，被指向了一个特殊群体———经济学家。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本都是在“市场化”旗帜下扬名立万，更加注重效率也是他们的共性。因此，人们对部分市场化改革失败的怨恨，很容易通过对经济学家的“叫骂”来宣泄。

　　不管前20年经济学家如何风光，现在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遭遇到了一种社会的公然质疑。有意思的是，在这样一种强大的甚至非理性的质疑中，没有人可以幸免。也就是说，无论是否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无论到底够不够格当个经济学家，实际上，每个和经济学沾边的人都要被骂到。

　　经济学是有自己的界限的。经济学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在改革的上一个阶段，这样的边界并不存在。改革的语言就叫做经济学语言，改革者就叫做经济学家。其它希望对改革有所作为、解决更多社会问题的人不得不学会用经济学语言讲话，不得不装成经济学家的面孔出现。

　　在一个改革初期的试错阶段，失败是可以被允许和容忍的；但是，在一个历史的新阶段，同样的错误将难以被公众见谅。

　　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最大多数人承认的继续改革的路径？

　　被骂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寻找答案，想方设法继续充当改革的主流，但是似乎都难以找到以前的感觉，而且还要继续被骂。为什么会这样？在一个新时代，其实再也没有人可以垄断改革话语权。

　　改革当然需要继续向前，但无论如何不再需要垄断者，没有人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声音。一句话，一种人说了不算。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推进改革的共识，需要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更需要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类参与者———工人、农民、企业家、政府官员来集体讨论。

　　寻找新的推动力

　　失败的改革需要纠正，正确的改革却不能动摇。

　　没有人可以回避既得利益者出现的事实。同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在普通人心中，既得利益者的范围可能非常广：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管理层、房地产开发商、教改和医改的受益者，甚至那些是和各种利益相勾结的政府官员、傍上大款的经济学家们。每一种既得利益者都可能为自身利益而左右改革，从而限制了要共同富裕的人。

　　那么，解决的办法是“杀富济贫”吗？当然不是，既得利益者为自己代言没有什么错。改革需要保证的，其实是另一部分人有效为自己代言的制度的出现，让所有人的声音得以表达和讨论，从而让所有人的利益在讨论中被合理地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而非仅仅局限于效率与公平谁先谁后的谜题中。

　　一部分人先富了，后来的人要如何在下一步改革中收益？这样的矛盾也正将是新一轮改革的动力所在。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被逐步提出来，改革的新动力也在酝酿中。要求共同富裕、要求社会公平与稳定，正是这种动力的力量源泉。

　　新一届政府执政已过3年，2006年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为了找到改革的新动力，我们需要更加理性的讨论，需要来自各个利益阶层的声音，需要更多具有真知灼见建言献策。

　　更加重要的是，未来15年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新农村建设有望在这15年完成，中国还要奋斗15年成为创新型国家。要实现这些目标，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保持到2020年；二是社会和谐发展，让全体人民享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好处，从而支持改革发展。只有在对这两个条件的保障中，我们才能找到未来15年中国改革发展的真正动力。

　　《“十一五”规划建议》对改革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3月6日下午，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明确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这一切，回答了人们的疑虑，亮明了中央高层决策者的态度。人们特别注意到，中央强调的改革，是在新起点上的改革，是有着新动力的改革。

　　所谓新起点，应该有两层含义：其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我们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力更加充裕，驾驭全局、分辨和化解矛盾的经验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我们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到，改革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国强民富，是让改革的成果普惠全体老百姓。其二，通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及时认识到改革存在的不足。我们意识到，由于某些环节的滞后、缺失，改革正在面临诸多新课题，由于渐进式的改革使得一些矛盾未能及时化解，而一些利益集团又在渐渐形成，改革遇到了以往未见的新阻力。总之，新的起点意味着机会，改革的难度在加大。

　　为了推进改革不断深入，首先要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方向不动摇，这是基本原则。其次，在改革的策略上或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重点选择方面，要加强“公共化”改革的力度，在继续重视效率的同时，把公平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划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让越来越多的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第三，以坚持执政为民为目标，打造“阳光政府”、“责任政府”，大力推进政府改革，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化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职能转换和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此外，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机遇与挑战并存，有利条件与潜在风险并存。一句话，金融体制的改革、农村的综合改革，等等，不仅是今后改革的突破口，也将成为改革的着力点。

　　的确，如果说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人们关于什么是改革，改革的方向指向何处等等问题仍处在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含混认识中，那么，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特别是在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之后，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化为导向，推动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改革方向逐渐清晰，并最终确立。这是毫无疑问，不可动摇的。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