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方培林。

    在公众视线里消失了十余年后,新中国第一个经工商部门登记的民间金融机构——原温州苍南县“方兴钱庄”的主人再现江湖。

从“搅动金融市场化”的“吃螃蟹者”变身为自称的“老狐狸”,方培林这次不玩钱庄。

    “春节过后至今一直忙得不行了,这两天都有1000万的业务量。” 2006年春节期间,方培林花了一笔平生从没有花过的钱,在温州本地的两家报纸上亮出了“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的广告。而此时生意的兴隆,远超出了2005年12月6日刚拿到营业执照时他的想象。一时间,方成了温州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争抢的“吸储”特殊客户。

    “到2006年底做到两个亿的规模,一年赚500万是没有问题。现在是银行来求我,我准备将这500万利润放在银行,看看到底能赔多少。”面对记者,二郎腿翘在办公桌,仰在椅子上的方培林颇露得意。

    “去年底,某行温州支行还给了他两间办公室。不过,最后不是合作不下去,就是被人家扫地出门,可能是老方受不了太多的规矩。”一位替方做法律咨询的律师告诉记者。

    “我是受不了他们的办事效率,半个月批一单,现在银行多的是,有的是合作方。”办公室里,方顺手拿来一根一次性筷子,一边掏耳朵一边回忆起了当年做钱庄的经历。

    3000亿的1%想象

    “质押履约担保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金融创新’,也只有方培林能够想得出来,毕竟他有开钱庄的经验。而且,方培林做得很巧妙,把民间金融也包括进去了,温州民间游资3000亿的1%就够他吃了。” 一直跟踪研究温州民间金融的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张翔,曾经是方培林的私人“学术智囊”。

    “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和“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正是继私人钱庄之后,方培林最为得意之举。前者就是拿房契为他人借贷抵押担保；而后者实际涉及差额部分的剩余担保贷款。正是这银行不屑涉足其中的百分之几的小数目,在拥有3000亿民间游资的温州,做过钱庄的方曾觊觎多年。

    据介绍,“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是指借款人以其自有或第三人所有的房地产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银行按照正常的抵押率给予一定的贷款额度,如果该借款人因资金周转需要,要求提高房地产抵押率的,其增贷部分由担保公司提供第三方的存单质押担保,担保公司与存单持有人和借款人三者再就利益关系签订协议。

    “银行可多吸收存款,借款人得到了需要的足额资金,存款人得到了担保公司给予他的额外收益,担保公司取得了佣金,而对民间借贷也起到了平抑利息的作用。”方培林说。

    “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的推出可说是为温州人提供了一个生财之道,因为大多数市民都有存单,我只是利用《担保法》将其嫁接到企业去而已。”

    按照方的说法,如今的创新突破和当年敢为天下先设立钱庄一样,只不过来自于对国家相关法律的逐字逐句研究。

    方兴奋地告诉记者说,1995年国家出台的《担保法》和2000年出台的《担保法》司法解释很伟大,房产抵押贷款和存单质押贷款是银行的传统业务,但原规定只能是双方间的,而现在的《担保法》规定可由第三人介入,“本人”到“他人”的“一字突破”极大地拓展了抵押业务。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新意的“质押履约担保”,嫁接了房产抵押贷款和存单质押贷款的银行传统业务。“这种担保方式,所有过程包括借和贷都在银行内实现,都是很正规的,银行、借款人、存单持有人和担保公司四方受益。”方培林说,现在国家政策支持有偿担保,在此过程中他完全依照《担保法》及国家金融法规操作。

    “银行已经拿去一半,剩下的东西也是没人干了。我等于是把银行剩下的东西重新拾起来,剩余价值重新抵押。” 方培林自嘲说。

    一份特急文件

    “这一次,温州的各大商业银行争相抢生意,而相关的金融监管部门却依然三缄其口不作评价。”话语间,方培林期待政府部门能够像当年办钱庄那样支持他。

    “不过,这里面风险仍然很大,一是政策层面,一是房价的保值。无论银行监管部门支持与否,都是为了保证金融安全。”张翔对担保公司的未来发展仍然持观望态度,他认为老方不能再像办钱庄那样张扬。

    对于方培林的举动,监管部门显然有所顾虑。2006年1月9日,一份温州市银监分局的《特急：第三次转发银监局监管调查的通知》在温州市商业银行内部转发。

    记者手头获得的此份材料显示：各支行、营业部、国际部将担保公司介绍的,第三者存单质押或第三者房产质押,而担保公司对该笔业务又不承担反担保的贷款情况,通过书面报告形式报总行风险管理部。报告要求写清楚“合作的经过,合作方式,目前的笔数、金额及具体担保措施。”

    材料声称,“目前我行已存在被监管局监管的与方培林的担保公司合作现象。”

    “我们跟方培林并没有签订任何协议！”在接到记者电话后,温州市商业银行行长邢增福第一时间反应,“这是风险管理部门的正常举措,但是方确实向我行下属支行介绍过业务,关于报告是否针对方培林,我们还需进一步了解。”

    握着手上这份电传复印件,方培林说：“这是一份银行内部的通知,如果是正式文件,我可以告他们违法,他们违反了《担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法释(2000)44号’第二条 反担保人可以是债务人,也可以是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反担保方式可以是债务人提供的抵押或者质押,也可以是他人提供的保证、抵押或者担保。”方给记者找来几乎能够背出来的法条法律依据,手里紧紧攥着一本被圈圈点点过的10公分厚的《担保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

    “事实上温州的31家担保公司都在动银行的脑筋,但是做成功的几乎没有,有的担保公司亏得很厉害。”即使方兴担保公司能敲开睡眼惺忪的商业银行资金大门,但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方是个没有法制观念的人。

    2000年,方曾经注资两千万与周德文“合作”创办“温州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导致最后分手的原因是,心急的方培林甩开他们自己跑到工商局,假冒周德文和前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郑朴的签名,“居然也把执照给办出来了”。

    方培林对此解释,“我2000万到款多放一天就是一天的利息,他们不急我急,我不替他们签名,再研究研究拖到什么时候？”

    “大家眼睛都盯上政府财政拨出的300万‘风险基金’,谁先拿到批文,谁先做,这三百万很多人想要。”方培林至今还在抱怨。

    “草根”与“树根”

    一份特急文件让方培林已经意识到了可能的风险。不久前,对温州民间信用颇感兴趣的上海银监局某官员与记者一同走访了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就在回程前的两小时,得知消息的方培林匆忙赶来与该官员一会。

    一个是背靠“大树”研究政策法规具有前瞻性的银监局官员,一个是来自民间嗅觉灵敏的“草根”金融实践者,两人的会面,颇有深意。

    “形势还是有些微妙,一方面经济学家一直在呼吁办民营金融机构,另一方面监管部门绝不会轻易开这口子。而我是正好吻合了两方面的要求。”言谈间,方自认是“代替了民间金融机构,引导民间金融向有序发展”。

    “应该说你的做法是吻合了民间信用,整合了民间金融的无序,代替还是说不上的,所谓的代替是把所有的民间金融吸收进来,但现在都还只是小部分。就信用而言,你的信用是非正式信用,所以叫草根信用,相比,银行就是树根信用了。”上述官员指出,“如果监管部门觉得你的风险很高,势必会加以严格监管。”

    该官员表示,“担保公司需要让大家了解自己的风险在什么地方,风险控制在什么地方,收益在什么地方,平台在什么地方。人民银行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把民间金融的作用发挥出来。民间金融其实也就是草根金融,草根的意思就是一团乱麻,但地底下生生不息。如果你的担保公司能把这种乱与这种生命力串联起来,也是非常可行的。”

    事实上,方培林最初也担心过,监管部门是否会怀疑他变相提高利率。“但是后来觉得,没有啊,因为我没有吸收存款,钱都是放银行的,银行利率还是根据国家规定来,我只是收取我的担保回报而已。”

    “操作路线明晰,你的信用循环就在银行可控范围内。监管部门考虑的是,你的风险是否会大到一定程度引发问题。”对于方最担心的政策风险,上述官员指出,关键还是在于操作路线是否明晰。

    “你把信用,通过组合、推广、分拆,每个关节点联系起来,只要风险在控制范围内,很多做法都可以参考。监管部门并不会去在乎你盈利与否,只要在规定的民间利息范围内。剩余问题就只是你的利益如何去执行了。其实这相当于给孙悟空划的那个圈,只要在圈里边,无论你做什么,不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