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摆脱经济停滞不前的阴影，GDP大幅增长；“中国和印度谁将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从东京到华盛顿各种论坛和研究的热门题目。中国和印度学界之间的瑜亮情结也似乎日益浓烈。

　　比较靠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制造业起家的左邻右舍，印度的经济体系的确与众不同：劳动力丰富、资本不足，然而其服务业（包括电讯、软件开发到外包服务和电影）的发展水平却大大超过制造业；在制造业内部，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又特别突出。由此，学者开始了关于中印发展模式的比较。早在200３年７月，华裔学者黄亚生和韩泰云就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提出，相比因银行资金短缺、金融市场疲软而受到重重限制的中国，印度具有长期的相对优势。因为新德里致力于发展本土企业，成功地推出了一批能够与欧美最佳企业在国际上竞争的知识密集型行业。作者呼吁说：“如若事实能够最终证实印度的做法是比较明智的选择，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以及政策专家如何从整体的角度考虑经济发展，都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其实，政策专家的现实关怀往往比“最终证实”来得要急切。吴敬琏教授最近大力呼吁中国转变发展模式鼓励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时候，心里大约也有个印度的影子：“也许我们还不能跟美国比，但可以跟有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比比。”

　　印度究竟发生了什么？

　　作为历史的发展和作为模式的发展

　　2005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延请的两组学者分别以独立研究报告的形式发表了关于印度经济发展的调查。IMF资助的《印度的发展轨迹：过去和未来》，原文70页，一半是图表，涉及跨国和跨地区行业投资、就业、劳动生产率、经营规模、劳动力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附加值产出等数据比较。这些数字讲述的不是一个模式的凯旋，而是一段历史的悲喜剧：与其说印度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成功模式，不如说印度人在历史和理想的双重负担下，走上了一条奇特（idiosyncratic）的、设计师们始料未及的建设道路。

　　和中国一样，出于对国际形势的警惕和对民族自立的信仰，印度独立后采取国家主导工业化政策：自力更生，进口替代，政府大量投资于国营重工业。不同的是印度一直允许私有企业存在，并鼓励其向劳动力密集产业发展。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为了把私有经济全面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新德里反而需要发展出一套比单纯计划经济更加复杂细密的投资、贸易、外汇、信贷、价格和劳工管理机制。50年代陈云主管中国经济时期，在制定钢铁计划时能细腻到记得为全国女同志的发夹单留出一吨钢的富余，已经令凡人惊叹，而要做到使私人企业服从国家的精细计划，成功的可能可想而知。管理这个庞大的计划－市场混合体制的需要，把印度政府官员造就成了全世界著名的“许可证大人”（licenseraj）；而国营重工业和民间加工制造企业的脚步始终疲沓，国际经济界刻薄地称之为“印度速度”。

　　同时，印度长期来实行不平衡的社会政策。这首先表现在对高等教育过度投资。2000年，中国和印度花在每个小学生身上的教育费用占人均ＧＤＰ的比例大体相当，但是两国花在每个大学生身上的钱却有云泥之别：分别占人均GDP的86%和10.7%！这个指标上，印度不但高于中国，甚至高于人均ＧＤＰ远远超过自己的韩国。教育失衡经过种姓制度、性别歧视等问题叠加放大，更使得印度社会个人发展能力和产业资源一样严重不均。少数高新技术企业的兴旺背后，是缺乏基本教育、不能在产业链条上游寻找机会的大量农村贫困人口，包括贫困妇女。而此时，其他亚洲国家的农业人口正借助初等教育的普及向制造业转移而迅速脱贫。

　　历史往往不能如变革者所愿,像破包袱般遗弃在发展的大道边。80年代以来，印度也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开放措施，但它在劳动力上的潜在比较优势却没能像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的理论所预示的那样充分实现。1980到2002年间，印度服务业的附加值占总量提高了12％，但服务业就业基本没有增长。制造业的比例更是岿然不动，远远落后于发展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更为开放的印度经济，没有也可能不会重新回到亚洲一般性的发展道路上。所不同的是发展较快的州向技术要求更高的服务业渗透，以较少的就业取得更高的附加值。令黄亚生教授赞叹的少数印度高端服务行业的辉煌，正是这一现实的表现。

　　外向型的增值服务业的发达原本不是坏事，但是对于人口稠密和贫困的国家，这种局部发展更多的是培养了通过发达通讯渠道和欧美市场接轨的少壮派，却缺乏和本地就业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有机联系。这与其说是一种有意识的产业政策选择，不如说是印度企业家、银行、农民和职员在自相矛盾的经济和社会规划政策下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所见到的光亮的印度，后面拖着巨大的暗影。

　　经济模型和地方经验

　　同时，历史对现实的专政又不是绝对的。2005年1月，伦敦经济学院两位学者应世界银行委托撰写的《实现可操作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印度案例》认为，虽然不平衡的发展现状的确间接导致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然而各地政策选择的不同仍能减轻或加重过去发展模式的影响。Beasely和Burgess同样用了一半的篇幅提供数据，把印度各邦按照经济发展速度和贫困人口福利增加的速度分为四类，各选一邦为代表。其中，喀拉拉邦经济增长最快，粮食分配体系最有效率，出生和死亡率最低，免疫比例最高，实现了“高增长高减贫”。作者认为，这要归功于当地人民识字率高，同时独立时期对传统的性别、种姓和阶级压迫制度破坏得比较彻底，政府和人民之间产生良性互动。马哈拉施特拉邦则是“高增长，低减贫”的代表。马邦的经济发展重点一直放在以孟买和普南为中心的技术密集型工业和服务业，但广大农村腹地的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仍徘徊在平均线之下。同样农业当家的西孟加拉邦，则是“低增长，高减贫”的典型，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活跃的左翼政党特别着力于通过贴近群众的基层组织实施切实的扶贫计划，开展土地改革工作。比较而言，在土地改革早已完成的农业邦北方邦，产权改革所激发的生产高潮已经退却，加之邦政府对公共事业的干预即深且广，政府集权倾向严重，经济进入了低增长、低减贫时期。

　　考虑到实证研究所呈现的复杂图像，读者会觉得Beasley和Burgess提出的“六大普遍发展经验”——产权制度，金融扶持，人力资本，性别平等，放松管制，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未免太像正确、空泛、不痛不痒的自由主义信条。回过头看，同样对市场抱有坚定信仰的Kochlar等的建议更为平实：无论如何，50年战后的政策已经大大改变了印度的禀赋，它将不会重走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印度的未来在于帮助落后地区和产业提供更多的资源和能力，使他们充分利用增长政策进行自我发展。教育的重点要从大批发放学位证书转向培养能够管理工厂和企业的技术人员；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在少数高技能员工和大量非技术工人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换句话说：对历史进行马后炮式的批判无济于事。模式先放过一边，让我们先从手上所有的开始，不论是历史的馈赠还是负累，开始调整的步伐。

　　道路不一定通向城堡

　　这两份沉甸甸的技术报告为我们描画了一个更为真实的、立体的印度，但“印度发展模式”却反而如卡夫卡的城堡，我们越是要走近，越发现它模糊难明。有趣的是，Beasley和Burgess在文中简略地提到了“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的中国模式：增长率高；农村的非农产业发展和城市化；人力资本的积累；解放农业生产力。这个“成功模式”总结得简洁有力。但中国的观察者会想到，这其中每个关键步骤，从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发展到经济特区建设，都包括北京和各级地方之间、领袖和公众之间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不断展开发展的互动、博弈，相互倾听、交换信号；其中的曲折和冲突不可胜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特定形态。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一样，可以作为事后精简的总结，却不能掩盖发展作为一种本质上非线性的、开放的过程的实质。

　　中国历史同样为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留下了庞杂的馈赠和负累。而我们还在等待本土经济学家从论战中脱身，为公众和决策者提供资料严谨、视野宽阔、方法和数据同国际接轨的比较研究；等待他们团结起来，深入下去，为无法归纳成普遍教条的地方经验，比如“江西现象”、“云南现象”，做出梳理和总结。也许此时，“中国发展模式”还应是少数学术研究者追寻的城堡。它可以作为一种策略性词汇刺激神经，而不宜当作确凿的科学结论过多占据建言者和决策者们宝贵的时间，以及公众更加宝贵的资源。

　　教条的魔鬼喜欢头版头条，经验的天使却往往藏身于细节。这两份研究多次提到一个共同的观察：增长持久、人民安乐的地区都得益于激励公众积极参与发展政策的规划和实施。这不仅是为了为预设的“正确答案”争取政治支持，而是为了承认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定“正确答案”的权利。中国的过去，并不能决定中国或者印度的未来，反之亦然：有此能力的只有两国人民和他们的领袖。印度和中国谁先超越美国？也许，我们先要比的是印度和中国谁先超越自己。

　　Kalpana Kochharetal:India's Patternof Development:What Happened，What Follows?(《印度的发展轨迹：过去和未来》)

　　Timothy Beasely and Robin Burgess :Operationalizing Pro-poor Growth: The India Case Study（《实现可操作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印度案例》）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