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马中，1954年生。1974年插队北大荒。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

　　1974年，20岁的北京知青马中在北大荒前进团反修营收拾了行李，在其他知青的羡慕和祝福中离开了茫茫荒原，虽然下一站并非城市，只不过是河南的一个农村，但能够离开那片最远、最苦的知青营地，他已经是当时、当地的幸运儿了。

　　“我们开荒的地方叫抚远县，地图上很好找，就是公鸡的嘴尖儿，中国的最东头了。”满怀庆幸离开的时候，马中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回来，而这块土地最终竟成为他毕生研究的基地，20多年来，他四处奔走，无数次回到老地方，方案想了一套又一套，希望能够终止低效的湿地开发，留住这块全亚洲最大的淡水湿地、全世界最珍贵的浅育沼泽。

　　10年前他壮心不已，5年后他有心无力，那么再过5年呢？——“我有充分的依据，整个三江平原的湿地再过5年不复存在！”

　　我是亲手参与破坏的

　　1969年9月2日！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一帮同学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目的地是珍宝岛。当时能去那里是特别光荣的（1969年3月中苏刚打完“珍宝岛战役”），都是部队直接来招的，说是去了要准备打仗的，相比去农村锻炼的同学，我们更光荣，政治过硬啊，是党信任你才让你去那儿的。

　　在佳木斯下火车，换卡车再往里走，卡车进不去了再换履带式拖拉机，最后坐爬犁才到达。当时正下雨，天非常暗，一望无际的水草地。后来我做环境研究才知道，那个地貌非常独特，里面还有岛，岛上是原始森林，那是我到现在为止看过的最壮观的景象了。

　　刚到时我们没有房子住，睡帐篷，后来砍了很多树，两人围、三人围那么粗的。因为是湿地，终年湿气不散，很多人得了关节炎、风湿病。我妈妈30多岁才有我，特别心疼担心，走的时候给我置了羊皮褥子、高筒皮靴、驼毛棉袄，都用上了，确实比其他同学要强一点。

　　我是当卫生员，那时药品匮乏，就跟着老师采中草药，这是我的环境科学教育第一课。那时打针连消毒红药水都没有，流行感冒，我就采“贯众”给大家熬汤喝。还有一种草药叫“七叶一枝花”，名字非常美，治疗跌打损伤，特管用。还有一些沙参、党参，可以补身子的。

　　当时不懂什么，拿着一本药典在山上查，种类真是多，后来再回去知道用生物多样性的区别来做科学研究。当时让我们开荒伐木，100人就有5台东方红拖拉机，是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农业装备，但是因为是湿地，水始终引不出去，3年只开出了10亩地，撒下去的种子收不回来。没有粮食，只能吃救济，都是坏了的，别人不要的，吃了整整一年的发霉的玉米面，用玉米面摊饼子，上面多洒点辣椒和盐。

　　后来才知道那里有很多可以吃的，河里的鱼一网下去装一船，还有兔子和水耗子。水耗子皮毛特别好，做手套做帽子好极了，连穿的都解决了。树林里也有好多吃的，什么榛子啊、木耳啊、猴头蘑啊。

　　1988年我做研究生毕业论文回去考察，鱼没有了，水耗子也没了，当时农民一冬抓它几千只的。树也没有了，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全都砍了，这个变化对我触动太大了。我本来是搞农业经济研究的，看了后就改方向了，改做环境研究。

　　1992年开始，我对北大荒进行全面调查，94年做了一个研究报告，一份英文的给资助我的基金会，一份中文的给政府。

　　北大荒自小兴安岭往东，至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10万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占了70％。历史上看，这地方对中国做出了不少贡献。抗美援朝结束后，大批军人回国，当时王震主动提出让他的部队去开荒，因为设备有限，他们当时去的是小兴安岭边缘，还是山地、缓坡地，对湿地的开发破坏力度很小。

　　第二阶段是百万知识青年开赴北大荒，沿着王震部队开荒的地域再往东进，真正深入到腹地。我们没有工具，拖拉机根本对付不了湿地，只能说糟蹋一通后就返城了。

　　第三批是1980年代后，外资进入，钱多，破坏力也大得多。挖沟，建成四级水利系统，真正导致三江平原湿地灾难性变化。也没有创造效益，农场都是负债的。最先进的洪河农场，全是美国设备，1981年从日本获得2500万美元贷款，30万亩，工人不超过400人，日本人只要从第1年到第5年的大豆，不要我们还钱。结果地力太薄，根本种不出东西来，加上机械出故障，必须花外汇到美国买零部件修，最后负债两亿。这些年农场因为亏损，纷纷改制，地都分给个人了。

　　后来有个朋友指点，说你想真正送呈最上层的话，（报告）不能超过5页，必须是四号字，还必须留有大行距。我说我试试吧，就写了《拯救三江平原东北部的湿地》这个报告，当时的想法很单纯，我就是想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后来真的引起了反应，全国人大环资委批复了。我主要指出了一个问题：三江平原的湿地非常珍贵，是全亚洲最大的淡水湿地，其生物多样性水平是最高的，有珍稀乃至唯一的物种，现在的开发导致了生态资源的破坏。不仅仅是破坏，农业也并没有赚到钱。

　　后来引起很大反响，环保局和农业部都派了专家做实地调查，农业部方面是想否定我的报告，他们的专家跟我争论，我就说了，你们谁能比我更清楚？我15岁就去那里了，亲眼见到最初的样貌，也是亲手参与破坏的人。

　　保护未知的价值

　　1997年黑龙江出台了一项禁令，禁止任何形式的湿地开发。“我当时很满足，没想到这个政策太粗，有空子。很多地方把水排走，说我这儿不是湿地，连水都没有了嘛。继续开发，最终政策没有办法执行。”

　　2001年黑龙江出台第一部《湿地保护条例》，没想到还是没有办法执行，在中央粮食政策的倾斜下，当地可以轻松地从海外获取开发资金，“他们没有别的渠道，钱只能从农业上来。”

　　研究也搞了，建议也交了，政策也定了，还是不行！马中退而求其次，他把希望放在挠力河流域上，它是乌苏里江的大支流，流域面积达7000平方公里，“早5年的时候，我去拍了好多照片，好极了，一望无际的水面，当时我还说三江平原湿地就剩下挠力河水域了呢！”

　　希望还是迅速破灭，由日本政府贷款，当地政府在挠力河上游修建了一个库容6.15亿立方米的大水库，号称黑龙江第二大水库。“折腾半天，人家上游修个水库，什么都白搭了。一蓄水，下游就断流了。它现在已经不是湿地河了，是常规河流。”

　　还是不放弃，心想“你们折腾吧，我来找个地方，我自己保护起来行不行。”他从国际组织筹来了资金，揣着美金去找地方政府，要建三江平原最后的湿地活标本。“过20年、50年、100年，你想知道三江平原原来什么样，你上我这儿来看活标本。”

　　找啊找啊，终于找到珍宝岛边上的一个县，4万公顷，涵盖三种生态体系。兴奋得不得了，找市长谈，“投入全都我负责、我来筹款、我来研究，我来保护，市长跟我谈了4次，好事！没问题！最后市里常委会讨论，市委书记不同意，有这么傻的人，愿意掏钱来维持原状？肯定是想倒卖土地！肯定有鬼。”

　　一气之下，他去读了经济学的博士，如今，身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的他说自己已经把科学变成了副业，天天想的是怎么找到一个能够平衡多方利益的方案，“老百姓要有钱挣、政府要有收入，这才能真正去推进保护！”

　　如今他手里已经有了亚洲开发银行批准的1200万美元的赠款，还有1500万美元的贷款，可以做一个从自然生态循环中自然获益的示范点了，但是当地政府还是不太愿意，“因为官商勾结的利益是放不到台面上来的”。

　　他终于有些愤怒了。“为什么我们在私人决策上都能有跨代眼光，偏偏是在最需要长远眼光的公众决策上如此短视？事情只要与我无益，或者我这一任、这一代看不到利益，就不做！保护肯定不如开发挣钱快。”

　　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他在北大荒拍下的一幅幅照片，其中一幅题名《不确定的别拉洪河》，静静的水草地被定格，“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中蕴含着无限的信息和价值，有些我们现在看得到，有些可能要留给下一代、乃至再下一代。保护不确定性，就是在保护我们未知的价值。”

　　可惜的是这条赫哲语意为“大水漫灌之河”的水流，在美国高性能作业工具的改造下，原本弯曲的河道如今已被彻底拉直；浓江河，他当年下乡打鱼的地方，7条排水沟把地下水全部牵引下去，强排到黑龙江；“最后就剩下挠力河，龙头桥水库一建，也完蛋了！”

　　他现在惟一的希望是在乌苏里江，“沿江湿地也许可以留下几个保护区域，但是内陆湿地再没有了。”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