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学来说，第一位的价值是追求生源的优秀和卓越；而对于国家来说，必须兼顾教育公平。两者间该如何取舍？

　　高校每年在各省招生的名额分配，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现行高校招生指标制定的依据是什么？公众普遍关心。是依据各地人口总量？还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抑或是各地财政上的贡献？去年，一家媒体对此提出疑惑，该媒体称，“相关部门没有公布，我们不得而知。”

　　招生指标如何制定

　　周洪宇，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分管高校招生工作。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他曾向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请教过这个问题。据杨学为介绍，我国的高招指标是这样出台的——

　　高校在各省招生的数量和比例主要是历史形成的。上世纪50年代初，各高校根据自己对各地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评估，制定了该校在各省招生的比例，这个比例一直延续至今。

　　至于每年具体浮动的幅度，各校则是根据下列因素来考量和决定：当年考生人数多少；该校当年毕业生数量；国家总体招生计划如扩招比例；该校各院系各专业师资情况；以及高校所在地的政府要求等等。

　　周洪宇说，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了8项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招生自主权是其中的重要一项。每年，各高校根据上述情况制定出该校当年高招指标，报教育部高教司、发展规划司、学生司等部门核准。他说，只要出入不大，教育部都基本同意。

　　周洪宇说，去年9大名校负责人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有的校长称，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学校“自主权不大”，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地区差异造成入学机会不均等

　　长期关注教育公平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就此话题接受本刊采访时提到5年前的一桩诉讼。2001年8月，山东青岛姜妍等三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依据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受教育权起诉教育部，三位女生的理由是，各地相差巨大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剥夺了她们上大学的机会。告状虽然不了了之，但引起公众对教育公平的极大关注。

　　杨东平在《艰难的日出》一书中指出，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录取学生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因此出现各地录取率、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例如1999年高校录取分数线，湖南、湖北等地比北京高约100分左右。

　　近年来，一些省市实行高考自主命题。各地的考题不一样了，高考分数不再具有可比性，录取分数线差异的矛盾也就不像过去那样突出。但是，高考录取的地域差异并未因此得到缓解。分数线的差异转变为录取率的差异。

　　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海南高考移民状元李洋事件，就是因为海南的高考录取率高出全国水平18个百分点，李洋的父亲才把儿子的户口从湖北迁到海南的。

　　参与了近20年高考招生工作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高校分布不均。以北京为例，北京有74所高校，绝大部分是市属高校，这些市属高校吸纳了大部分当地考生。而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高等院校比较少，当地考生的录取机会也就比较少。

　　杨东平也认为，大学的分布不均，是造成录取率差别的主要原因。美国早在19世纪中期就意识到大学的分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联邦政府制定法律，建立阵地学院，成为今天州立大学的前身。而我国，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少数大城市中。

　　重点大学本地化倾向严重

　　当今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重点大学本地化程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程度：2004年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占总数的27%，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数占总数的40%，武汉大学在湖北省的招生数占总数的50%，浙江大学在浙江省的招生数占总数的70%。

　　众所周知，我国大学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财政支持的部属院校；另一类是地方财政支持的省市属院校。公众普遍认为，地方高校招生向本地倾斜可以理解，但部属院校是国家出资举办的，理应让全体纳税人享有平等的入学机会。

　　据杨东平介绍，重点大学招生本地化倾向，主要在1999年一批重点大学实行“省部共建”以后变得比较明显。

　　1998年5月，江泽民在北大百年校庆上提出，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同年年底，教育部制订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简称“985工程”。中央政府给“985工程”的第一批大学——北大、清华两所高校各拨款18亿元。此后，“985”高校逐渐增多，截至目前已发展到30多所。但中央却没有那么多财力支持这些学校发展，因此出现了中央与地方共同建设的做法，即“省部共建”。

　　教育部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韩民告诉本刊，在共建过程中，地方政府给予大学资金、税收、土地等一系列支持。作为回报，地方政府希望这些学校在高考招生时向当地倾斜。

　　“地方政府给大学的资金支持是相当可观的。比如教育部与广东省给中山大学投入的12亿元共建经费中，广东省就占了一半。”周洪宇说，此外，作为共建的内容之一，当地政府还为大学提供了征地拆迁、扩建校区、地下管网、光纤光缆、公路公交等一系列基础设施支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众多大学在制定招生指标时，必须把“高校所在地的政府要求”作为重要考虑因素之一了。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导致了重点大学招生必须考虑“地方政府要求”。孙东东以浙江大学为例介绍说，浙江大学是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以及老浙大四所大学合并而成的。这四所大学中，除了老浙大原来是中央部属大学外，其余三所此前都是浙江省属大学。根据合并协议，原来三所省属大学仍立足本省，主要经费也来自浙江省。“因此，浙大招收70%的本地生源无可非议。”他说。

　　记者注意到浙大校长潘云鹤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为难情绪。潘云鹤说：“浙江大学的招生指标，省里对我们是有要求的。现在浙大在浙江省招生每年已经接近70%了，可省里还不满意，还在给我们施加压力，希望把这个比例再提高一些。”不过，潘云鹤认为，“浙大在浙江多招一些学生还是可以理解的。省里给了浙大很多经费、土地，帮助浙大扩建到这个规模，浙大为浙江省多培育一些学生也是应该的。”

　　然而公众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去年，《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周洪宇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这种说法的不合理性。他说，地方与高校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给予，而是互利的。知名高校对地方的贡献，除了科技成果转化、消费拉动等直接经济价值之外，还是当地巨大的无形资产，甚至是城市名片。因此，地方对高校不应再额外索取了。

　　“大学在招生时向当地适度倾斜是可以理解的，但关键是倾斜的程度。”杨东平说，“超过三分之一的生源来自本地显然就不合理了。”他说。

　　区域公平与考试公平的博弈

　　杨东平认为，政法大学按人口比例投放招生指标的做法是一个破冰之举，徐显明把解决高考招生公平的问题提到行动的层面上，难能可贵。但他认为，政法大学的做法并非一个普适的做法，徐显明的方案比较简单化。

　　“一般来说，北方的学生愿意在北方上学，南方的学生愿意在南方上学，因此并不需要每所大学都在各省按人口平均招生。”他说。

　　周洪宇提出，按人口比例招生不如按考生比例招生更为科学。虽然一般情况下人口数量与考生数量呈正比，但有的省由于高中不发达，考生数量并不多。

　　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徐源远提交了一份建议：高考由国家统一命题，按照分数高低统一录取。徐源远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人。此前，关于高考录取时取消地域界限的呼声一直存在。

　　但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不支持这种做法。

　　“全国实行统一高考分数线，无疑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周洪宇说，一是基础教育发达地区必然高考升学率遥遥领先，不发达的地区必然成为高考的沙漠；二是会造成新的高考移民，学生会往教育发达的地方跑。

　　事实上，各地教育条件不一，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决定了各省考生水平有差距，这是很正常的事。区域公平与考试公平的矛盾自古就存在。

　　周洪宇说，北宋时，由于北方久经战乱，经济萧条，教育大大落后于南方，结果出现南北举额严重不均的现象。这就引起了朝中大臣司马光与欧阳修之间的科举南北之争。司马光代表北方主张在进士录取中实行“逐路取人法”，即按地区分配名额。而欧阳修代表南方，提出“凭才取人”。这是一次典型的区域公平与考试公平之争。

　　孙东东认为，研究型大学还存在考生选拔时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他说，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必然要追求考生的卓越，平均分配名额很难保证学校招到最好的生源。

　　杨东平也说，对于大学来说，第一位的价值是追求生源的优秀和卓越；而对于国家来说，必须兼顾教育公平。目前我国高考招生矛盾主要集中在人口大省上，适度向这些省份倾斜是必要的。即便在追求优秀的美国，上世纪60年代后，也出台法令保护有色人种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杨东平向本刊提出了一个在当前情况下缓解各省名额矛盾的解决方案。他说，我国高等教育目前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和扩张时期，在校生的规模正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增加，而这样速度还将保持20年。他建议，在每年扩招的增量中，部分向人口大省倾斜，以缩小各省市之间录取率的差距。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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