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谈论“经济”。不过，哈耶克在其思想最为成熟的著作《法、立法与自由》第二卷中曾经警告人们，“由于人们一般都把市场秩序描述为一种‘经济’(economy),所以由此也引发出了一些误导性的联想。因此在我看来, 如果我们想确当地理解市场秩序的特征,那么关键之处就在于我们必须首先把自己从这些误导性的联想中解放出来。”或者更进一步说，要恰当地理解权力与经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似乎同样需要摆脱这些误导性联想。

　　经济学的背叛

　　简单地说，“经济”一词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

　　人们向来都在从事交易、经营活动。但阅读古典著作，几乎找不到“经济”这个词。古典学者会讨论财政问题，但政府与人们的交易活动之间的关系，似乎也仅止于此。即使汉代实行盐铁专营，其目的也主要是增加政府收入，最多是从政治上抑制豪强积聚财富。

　　在西欧，在16、17世纪，伴随着民族国家逐渐形成而出现了“重商主义”，逐渐改变了政府与个人生产交易活动间的关系。近代民族国家强调国家的主权性质，而财富对于国家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国家有必要，也有权利行使对市场活动的绝对控制，让个人生产交易活动服务于民族国家的目标。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概念在这里初显端倪，因为，重商主义者关心的是国家的财富。

　　18世纪后期兴起的自由主义学说——重农主义及亚当·斯密，扭转了这一趋势。他们探讨的是国民的财富。他们主张，让自然的市场法则自己发挥作用，只要国家不进行干预，国民就会为自己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斯密明确地肯定了，市场活动主体是身处于市场秩序中的个人。经济增长的动力无关国家，而源于市场秩序内在的属性：分工的深化和细化。

　　不幸的是，到19世纪中后期，这种个人主义方法论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盛行于欧陆的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技术的进步导致个人在社会科学中被淹没。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与个人无关，并在个人之上、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力”，它自行发展演变。可以设想，只要某些人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操纵这种生产力发展的奥秘，那他就可以完全控制经济增长的节奏。

　　专门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新古典经济学僭称自己找到了秘密。一般均衡模型意味着，人类可以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正是在新古典经济学阵营中，计划经济的设想浮现出来。计划经济理论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只是中央计划机构取代了模型中的拍卖人。

　　不能不提到另一个线索：法国启蒙运动期间兴旺发达的唯理主义，比如，孔德的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让人相信，社会是可以由人来全盘操控的。

　　这两个线索，存在着一个与个人无关的整体性的“经济”，而人可以掌握经济运行的规律并从外部理性地操控，在20世纪中期相结合，形成了主流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这两门学科，已经与《国富论》传统完全决裂：它们研究的主题是国家如何控制“经济”，以实现“经济”的稳定或增长。

　　这两门学问给政府明确或隐含的建议都是制定计划。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著作《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对计划经济有过精彩概括：“计划的整个综合思想，就本质而言在方法上是理性主义的，结论上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它不相信自然演进，相反，各种经济条件和其演进“应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便经济体系能依照有目的地制定且合理协调的政府政策朝所要求的方向运动”。

　　正是在计划体制下，现代“经济”概念完全成熟。

　　作为一种返祖现象的“经济”

　　缪尔达尔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分享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据说，这仅仅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搞平衡的产物。其实两人的政治立场完全不同，互相也没有好感，在颁奖晚宴甚至互不说话。不过，对计划的特征的总结，哈耶克与缪尔达尔却几乎完全相同。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哈耶克中年时期的著作《科学的反革命》。

　　计划体制下的经济，与市场是完全不同的。市场是个人自主行动，并且彼此互动的一个网络，在这里，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中心，每个人都在正当的法律和道德规则之下追求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当人们说这是一个“经济体”的时候，其意思就跟说杨树、槐树、柳树等等合在一起是“树”一样。

　　“经济”则不同。古典学者所说的“经济”是指管理家庭事务，其中包括经营性活动。鼓吹计划的学者谈论“经济”，其内涵恰与此类似。诚如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二卷所说，“一种经济乃是由一系列活动复合而成的,而在这些活动中,人们乃是根据一项统一的计划并且依照彼此竞争的目的的相对重要性而为这些目的配置一系列特定手段的。”

　　今天，当人们讨论某个国家或某个省的“经济”时，就不经意间把国家比拟成一家企业或一个家庭，并预设：这个国家或省内每个人的交易和生活活动是由一个人或机构自上而下地操控的，它构成了一个像家庭或企业似的实体，所有人都按照操控者分配给他的指令，追求某个预定的单一目标，比如生产若干吨钢铁、GDP增长若干；并且，因为有了现代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各种工具，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现代厂商理论的主流解释是，企业是替代市场的，谈论“经济”的人，也把无数个体组成的平面的交易合作网络，简化为垂直型的家庭、企业似的实体。这是一种知识观念上的返祖现象。自20世纪中期以来，经济学家、媒体、民众不假思索地谈论“经济”一词，这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完成了对交易活动的全面控制，而且，国家控制交易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模仿凯恩斯的一句话：人人都是不可救药的国家主义者了。

　　当然，可能有程度上的不同。西方也有政府的经济干预，但因为大部分资源并非国家所有，各级政府间的权力划分比较刚性，个人权利得到较充分保障，因而，政府其实不可能细致入微地安排“经济”的每个细节，每家企业、每个个人安排生产与交换角色。

　　相反，在计划体制下，存在着完整意义上的“经济”。政府控制全部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计划机构相信，可以精确地计算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为此可以制定无所不包的计划，详尽地指令每家工厂、每个人应当做什么，每块煤、每千克钢用于什么地方，以使每个人、每单位资源都用于追求计划机构确定的目标。

　　中国社会启动转型已经二十多年，但现在，一些地方官员们谈论起自己辖区的“经济”，就仿佛谈论一个企业或家庭。我相信，大多数经济与社会难题可能源于，这种误导性概念在官员心目中已根深蒂固。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