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提高出生率，还是强化教育、健全社保？正确的做法或许是“一个都不能少”

　　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结构转变中获得的人口红利是一次性的。

　　在多种关于中国人口的预测中，2013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适龄劳动人口的净增长很可能在这一年变为零，稳定几年后开始变为负值。这意味着，推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的“人口红利”因素届时将消失，同时全社会养老问题会突显出来。

　　从现在算起，距离那个时点满打满算只有8年。我们应该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还来得及做什么？

　　“最后的晚餐”

　　“人口红利”指生育率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降低，总人口中的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状态。虽然这个时期就业压力非常大，但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收益，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研究，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人力资本积累（即素质的提高）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21％；而同期，约有1／4的人均GDP增长是靠抚养比下降带来的。

　　这种情况，也符合各国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据测算，新加坡、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有1／3到1／2源于人口红利的贡献；历史上欧洲移民去新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几乎全部归结为人口红利因素。

　　但对中国来说，2013年将是一个“拐点”——此前，少儿抚养比下降幅度超过老年抚养比上升幅度，总抚养比下降；此后，少儿抚养比趋于稳定，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低人口抚养比不再是人口红利的源泉。根据联合国预测，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增长率随后将逐渐下降，直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与这种变化相应的，是此期间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的逐渐消失。对于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消失的时间，目前有多种说法。譬如德国纽伦堡调查研究中心所分析出的结果是3年至5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华如兴教授判断为5年至8年，但对于将到来的事实本身，没有人否认。

　　硬币的另一面，是老龄社会的临近。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其以上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并以年均3％的速度持续增长。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0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地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中国事实上已跨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专家预计，2035年前后，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上升到20％！

　　人口政策转向？

　　中国人口转变的发生，与过去的人口政策密切相关。如今面临新形势，已有专家提出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

　　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这被视为与改革开放一起促成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但这也导致了老龄化社会的不期而至。“这个过程同时也带来了两个副产品，一个是早，一个是快。”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李克平的表述是：“所谓早就是未富先老，所谓快就是老龄化的过程来得快。”

　　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第一次提出我国的人口政策是“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在谈及应对当前遇到的人口问题时，国家计生委的王国强提出：可把人口政策扩展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合理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

　　不少学者提出更加具体的观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曾毅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建议可归结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政策，大意是：研究确定一个二孩政策放宽的起始年龄（如34岁），然后每隔一年或一年半，普遍允许生二孩的低限年龄下降一岁，至2012年至2015年前后，在城乡实现普遍允许28岁及以后生二孩的软着陆；8年左右平稳过渡的软着陆，旨在使今后因二孩政策放宽而形成的每年“二孩生育增量”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曾毅比较了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和实行“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不同前景。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老年人口比例和独居老人比例比“二孩晚育软着陆”都高得多，差距在2030年后急剧拉大。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30年到208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每10年减少1亿；“二孩晚育软着陆”在2030、2050、2080分别多2600万、1亿和2.74亿。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在2030年、2050年、2080年的总人口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少7840万、1.96亿和4.2亿，减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劳动力资源。由于政府需要花费巨额财政支出对农村计划生育户进行养老补助，如果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这项财政支出将大幅度增加；如果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这项财政支出2021年达到72亿峰值后迅速下降，2050年几乎为零。他的最终结论是：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是“不可取的”。

　　还有专家提出了“一男孩政策”。每一个家庭都有生育一个男孩的权利，一个家庭生育了男孩以后就不得再继续生育。该观点认为，“一男孩政策”将导致生育率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如果再考虑到10%的不孕不育率和有的家庭不愿多生，实际的生育率就更小了。

　　但倘若调整当前人口政策，会否带来“出生危机”、造成总人口过多？从决策层到专家不乏对此感到忧虑者。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力就认为：中国地方太大，如果立即放开二孩、会出现很多地区生两个孩子甚至生三个孩子的现象；此外，由于情况复杂、尤其是流动人口的增加，汇报的总和生育率里可能有很大水分（从而可能被低估）。他因此建议：“考虑生育政策时，应该是渐进的。”

　　“人口发展有规律，它的惯性和长期性决定了人口政策不能是短期的，应当考虑长期至少两代人的时间。”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胡鞍钢教授表示。他认为，中国人口有三个基本问题：吃饭、就业以及社会保障和养老——人口政策都不能独自解决，需要多种政策相配套综合治理，包括劳动政策、教育政策、健康政策等；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提高青少年劳动参与年龄，至少能缓解老龄化的压力。

　　再逼“知识经济”

　　在关注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同时，越来越多人对如何全面提高人口质量（人力资本）倾注了更多兴趣，并认为这将能从相当程度上消除政策调整的“刚性”，且对提升国家经济增长模式起到深远影响。

　　譬如，过去中国生育水平下降，主要靠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今生育水平下降，已经有更多的非计划生育因素，包括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婚育年龄上升、人口加速流动、城市化加快、生活水平提高、孩子抚养成本快速上升、不孕不育比例增加等。倘若国家能从制度上创造更好条件，在提高人口质量上下更大功夫，由观念导致的“允许多生”但“不愿多生”的情形就会更多。

　　从客观背景看，中国经济增长多年来是依靠高投入（包括资金、资源、人力）来实现，如今也已到急需提高生产效率来维持增长势头的阶段。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推动力，普林斯顿研究所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有过精辟的论述：“通过巧妙工作和创造性思维达到的经济增长与通过辛勤工作和利用现有思维达到的经济增长有天壤之别。”他并具体指出：“通过增加劳动力数量，让每个人接受基础教育，将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投资比例增长两倍，就可以使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地提高，但这些只是一时的、不可重复的变化。”后一种情况，正暗合了中国的现实。

　　但怎样来全面提高人口质量？胡鞍钢提出要发展高中和大学教育，适当提高年轻人群的入学比例。但事实上，要想真正落实起来，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学校的“高门槛”现状——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机制要理顺。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