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参记者：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GDP高速增长，但是，GDP的形成中投资的比率较高，工资等形成的比率较低，即工资分配率较低，增长的内容是大企业的产出和办公楼、公路、电站等社会性和基础性的内容，这种增长方式对持续就业的贡献较小，形成高增长而低就业的局面。为什么中国等国体制的转型和战略的调整在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平分配等方面没有获得满意的成效呢？

　　周天勇：我认为需要从政府和社会观念、行政规制、部门利益、政府和部门行为等微观制度层面去探讨其症结。

　　微型和中小企业虽然对国民经济就业的贡献很大，但是，与大型企业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从资本有机构成看，为劳动密集性，全部收入中劳动收入的比例很大；利润相对于大企业水平较低，微利的企业很多；由于规模很小，抗风险能力较弱，分摊各种政府高税收和多种收费及各种社会成本的能力较低；并且在微型和中小企业生态结构中，每年注册登记的企业数量较多，停业、关闭和破产的企业也较多。由于这些特点，在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与一国就业水平，包括公平分配之间，政府体制和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或者抑制作用。

　　政府规制越严，创业活力越被窒息，失业越严重

　　经参记者：政府体制和行为对就业和分配具有促进或抑制作用？有什么样的规律性呢？

　　周天勇：政府规制程度与就业水平关系的一个规律是，政府对企业诞生准入的门槛高、环节多、时间长，则创业困难，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就少，创业和就业水平就低，失业率就高；如果对企业诞生准入的门槛低、环节少、时间短，则创业活跃，微型和中小企业就多，就业水平就高，失业率就低。

　　从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的国家看，企业资本金等标准门槛低，注册登记时间短、经营范围方式等限制少，注册登记前置审批和许可环节少，公务员寻租行为受到约束。因此，其每千人企业数量在40个至55个的范围，除了经济发展阶段外，更重要的是与政府规制和政府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有体制转轨国家，其失业率高的原因是：对企业注册登记的资本金额度等标准门槛设立标准较高，经营范围限制较严，注册登记前置审批和许可环节较多，从申请到批准的时间较长，对运营中的企业检查等干扰较多，而且各个环节的公务员寻租行为较为盛行，结果极大地增加了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创业及运营的风险和成本，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和经营的环境恶劣。

　　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以“改善投资环境，促使人人收益”为题和主要内容，专门研究了政府政策和行为与促进就业及减少贫困的关系。报告认为，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在营造投资环境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的政策和行为通过对成本、风险以及竞争壁垒的影响，决定企业面临的机会和激励机制。从中国的情况看，在投资、创业、准入、企业运营等政府规制和管理方面，虽然对企业审批项目进行了大幅度的清理，但是，一是创业准入的门槛高、环节多、时间长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在国外不应该纳入管理的非正规个体和微型企业，也要注册登记；二是企业办事能不能批准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于与办事机构和公务员的关系，由于政府各种规定的弹性太大，并交叉重复和矛盾，能批准可以找一千个理由，不能批准也可以找一千个理由；三是对企业随意检查太多，而且政府执法部门也太多，容易或者已经形成机构或者公务员为寻租而恶意进行检查和执法的局面。

　　政府税费和相关成本越高，创业活力越低，就业越困难

　　经参记者：就是说，政府过高的税收和过度的规制增大了企业的成本，增加了创业的壁垒。这实际上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都有反作用，是一种逆向调节。

　　周天勇：是的。供给学派的拉弗等人研究过企业税负水平与政府税收规模之间的关系，税负越重，创业越少，政府收到的税越少。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也强调，政府直接的税费多少和高低，影响到企业的预期和现实利润，进而影响到投资、创业和经营。因此，政府对投资、创业和企业的税费率越高，投资、创业和经营越受到抑制，每千人企业数量就越少，失业率就越高；反之，每千人企业数量就越多，失业率就越低。这是一个规律，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违背规律行之。

　　经参记者：对我国的实际情形，我知道您做了专门的调研，并且有专门的报告上报有关领导机关。您可以在这里为我们简要介绍和分析一下吗？

　　周天勇：确实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根据我的了解，我国投资、创业和企业经营目前实际的税费负担是很重的。

　　一是正税税率较高。1、与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于个人和消费不同的是，中国增值税收等主要来自于企业生产和经营；2、企业所得税率较高，为33%，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在25%以下；3、一些微型和中小企业，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业主又要征收个人所得税，重复征税；4、虽然正在试点改革，但是，绝大部分地区企业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投资不能进行税收的抵扣。

　　二是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罚款较多。政府收费的部门有工商管理、质检、城管等等，不收费的政府部门没有几个。2005年，进入统计的预算外资金可能超过5000亿，没有进入统计的预算外资金，也收了5000亿。这些所谓“合法”收费罚款、乱收费、乱罚款，有相当部分来自于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中小企业身上。可以说中国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负担特别沉重。

　　三是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于应付行政审批、执法、融资的灰色和黑色成本较高，主要支出于执法中的吃拿卡要、疏通行政审批许可和融资关系中的贿赂。世界银行的调查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企业预期在与官员打交道时要对他们行贿，因此许多企业将腐败列为对其运作最严重的障碍。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的灰色及黑色支出，主要应归因于立法的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机构和公务员的不依法行政，以及执法没有监督。

　　这里着重需要讨论的是，财政体制中部门收费的下达任务、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制度，行政与利益相结合，执法与收费相关联，非常显著地激励着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收费和罚款的行为，成为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沉重的负担，对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造成的各种税外收费和罚款规模估计在3000亿以上，甚至更多。果按照2万元可以解决一个劳动力就业，仅政府收费和罚款失去的就业机会就达1500万个。

　　另外，还要特别指出的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特别是县乡级财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更低。地方政府用43%左右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了70%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与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用68.4%的相对财政收入仅仅支撑59.0%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恰恰相反。从开支来源结构上看，中央与省靠税，市地靠税、土地和收费，而县乡开支的30%、甚至50%只能靠收费和罚款来维持。这样在县域经济中，收费、罚款越多，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越少；由于税费来源少，向他们的收费、罚款就越重；越是这样，县乡经济越是投资少、生意少、创业难、就业机会少，失去了吸收附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使剩余劳动力过度向大中城市转移和流动。(田如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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