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在创造经济增长“神话”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贫困”的现实——普通市民收入增长缓慢，土地资源的减少，民族品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以及“世界工厂”的身份。

　　在这样一个称作“人间天堂”的地方，很多人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富庶。在一座GDP排名居全国第四位的城市，人们并未更多地考虑如何创业，而是纷纷加入到报考公务员的洪流之中。这一切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带着诸多疑问，本刊记者走访了苏州经济研究专家、《中国改革》主编新望先生。

　　工业化姗姗来迟

　　按照新望的观点，苏州目前工业的最典型特点是：劳动力偏“打工仔”化，工业结构偏加工业化。如此结构特点和格局绝对不是巧合，是和苏州的历史文化分不开的。苏州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新加坡工业园区能够建立并吸引全球资金和巨型企业，除了苏州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更多可能是政府引导的作用。

　　历史上的苏州在明清两代一直是全国赋税之重地，朝廷的“衣食之源”。不仅如此，苏州的手工业也异常发达。

　　正是由于历来苏州手工业的发达，所以步入近代后，苏州是典型的消费经济城市，长期优越感使得居民在生活观上有些颓废。苏州当地居民可能没有浙江人那么具有开创精神，他们比较安于自己在“天堂”里的生活。

　　当工业刚起步时，勤劳、智慧的苏州曾经超越过上海，但是由于上海地理位置的优越，随着通商口岸经济的起步和繁荣，允许外国办厂吸纳了苏州各类经济发展资源，苏州日益转变成上海的后院，而自身经济也一直未完成近代化。对苏州整个工业化进程可以用“小马拉大车”来形容。

　　因为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家港、昆山等六个县划归苏州市政府的行政管辖，苏州才开始打破沉默。由于这六个县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成功，所以，苏州经济的崛起也主要是依靠六个县的财政贡献。苏州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并不充实，整个苏州经济呈现空心化趋势。

　　到了90年代，新加坡政府看中了苏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条件，在苏州城东合作开发了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随着该园区招商条件的逐渐成熟，苏州又在城西如法炮制，开辟了新的工业开发区——苏州新区，提供更便宜的土地、更优惠的税收政策。随着新加坡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在苏州市的建立，苏州经济格局有了丰富的“两翼”，呈现了腾飞的架势。

　　这对于苏州来说是“迟来的”工业化，正是这两个工业区的建立使得苏州经济内部真正得到了充实。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正是到这个时候，苏州的城市化才切实建立在工业化之上。

　　飞来经济事出有因

　　在苏州工业的发展初期，很多合资外资企业迁入苏州是源于在浙江和其他地区享受税收“两免三减”期限已到，希望通过改变厂址，重新获得优惠。于是这些车间就如蒙古包一样“逐水草而居”，漂移到政策更优惠，土地、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

　　同时，苏州政府为了在此届任期内“有所作为”，必须采取快速实现GDP增长的经济措施。如果是培育民间生产力，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启动民间生产力是一个系统历史工程。更何况，苏州本土也着实缺乏培育民间经济力量的土壤，于是历任政府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外资。

　　于是，苏州市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可谓“竭尽所能”，甚至不惜“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

　　现在大众眼中的“苏州模式”，其实是典型的引进发展型，以强势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我觉得用“飞来式经济”形容当今的苏州经济比较贴切。

　　当然，苏州经济获得外资的注入还有一个偶然因素：因为当时上海开放的时候，门槛较高，很多外资无法直接落户上海，于是选择了昆山等地方。如此一来，外资的注入无疑给潜力已差不多枯竭的本地乡镇企业注入了新能量。

　　后娘养的孩子

　　现在的新区可以看到，15年前的稻田变成了三菱、丰田、阿尔卡特、宏基、电通等公司的厂房。当苏州成为大众眼中的全球IT制造业新中心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名符其实的血汗工厂。

　　由于苏州没有形成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完全以加工为主，没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品牌，从而导致在全球工业化分工中，只能通过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和税收等政策的投入，在外资企业的产业链中充当加工和组装环节的角色。而这些低端环节，最大特点就是：耗费劳动力多、劳动强度大和附加值低。

　　实际上，现在苏州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的强势领导和外资企业来支撑。经济增长方式是严重的外资依赖型，弊端也非常明显：这种模式最终肯定会阻碍苏州本土民营经济的发展，使苏州经济失去“再生造血”功能。更严重的是，将导致苏州本地品牌的流失和劳动力“打工仔”化，完全扼杀了民间生产力。如此创业环境，对于苏州本土的私营和民营企业来说是相当恶劣的。

　　新望认为，苏州私营、民营经济的不发达，和长期集体经济的传统观念的禁锢有关。因为苏州老百姓个体主动性创造性长期受到压制，缺乏一些开创的活力。

　　另一个方面，民私经济发展的“残缺”也是苏州现行体制的必然产物。因为干部考核制度和“任期制”的存在，苏州政府发现最快发展经济的捷径不是发动群众，培育民营企业，而是在短期内指定优惠政策快速吸引外资，实现苏州数字上的发展。

　　新望说，“民营经济在苏州政府主导经济的环境中遭到最彻底的排斥和最无情的扼杀。”

　　由于长期意识形态的障碍，民营经济竞争不过集体经济；同时，由于制度（政绩考核制度和官员“任期制”）的障碍，民营经济也竞争不过外资经济。可见，民营企业长期得不到公正待遇和平等的发展机会，使得民间生产力得不到充分的培育和发展，整个经济过分依靠了外资。

　　干部说了算

　　从古至今，苏南地区的税收负担都比其他区域要略微偏重。可以这样认为，苏州人民或许缺乏了些开创精神，但他们是最具韧性的一群人。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高积累、低分配”特点，老百姓没有机会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历史步入现代，政府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似乎老百姓可以有机会发展自身了，但由于长期以来干部掌握着全部经济资源，老百姓得不到平等的机会，再加上苏州居民的个体创造性一直受到压抑，最终仍只落得“为他人做嫁衣”的结局。

　　新望认为，苏州模式其实就是当地老百姓的“悲剧”。但此种典型的“干部主导经济”模式（即干部主导所有经济资源，政府带领人们进行经济建设，一切以干部升迁为标准），从政府主导经济的角度看，苏州政府最为典型，甚至把该模式发挥到了极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虽曾经触及到这种模式，但事实上经济主导权仍在政府手中。其中当然不乏某些历史和社会原因。

　　近代苏州，其实士绅经济非常发达。开明士绅在政治上是老百姓的代言人，在经济生活中也与老百姓融为一体。解放后，经过反复的革命，彻底摧毁了原有的士绅社会，最终建立了非常完整的“生产队村大队人民公社”的经济社会结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体系建立得比较完善和稳固，而且运行非常有效率。在苏州，人民公社解体是最晚的，也就注定了干部主导经济生活的观念深入人心， 一切经济发展完全依赖干部，一切经济活动以干部升迁为标准。最终导致苏州群众个体活力释放得也比较晚。

　　新二元结构

　　不仅如此，在苏州经济发展史中，真正付出最多的是老百姓，可分享财富利益最少的也是老百姓。当年全国倡导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由于乡镇企业发展之路是“高积累、低分配”，如此的发展模式使能够落实到老百姓手上的实惠相当少，即使有些利益分配也是在账面上。亚洲金融危机后，全国对乡镇企业进行了改革，但是，改革的方式是把原来的集体企业用各种方式把经营管理权划归给了干部，让他们直接支配那些经济资源，老百姓并未享受改制带来的发展机会。他们曾经用辛勤的劳动来换了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但最后丝毫未分享到乡镇企业发展的成果。于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群众和干部不自觉地就形成了“水油不相融合”的新“二元结构”。

　　“苏州模式”本质上是干部主导经济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不仅与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有密切联系，其中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苏州社会内部的新“二元结构”。事实上，城乡差别在苏州并不明显（即不存在突出的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真正最具有标志性的差异是“干群差异”即苏州社会独特的“二元结构”。这样的“二元结构”、“干群差距”已经渗透到了苏州居民的骨子里，同时深刻影响到了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约束了苏州百姓的创造力，更把苏州政绩经济模式的发展和推广到了极致。

　　新“二元结构”直接导致了苏州经济发展中居民收入的“两极化”。到目前公务员薪金收入与一般企业职工两者的收入差距达到了4-5倍。

　　于是,有观点认为，在外国资本“掠夺性”的投资过程中，真正获益的是公务员群体。所以，干部成为了苏州人追捧的对象：竞争公务员考试是大学生就业的第一选择；苏州青年谈婚论嫁也会考察对方是否具有公务员的潜力。这些在局外人看来有些不解的现象，在苏州却是情理之中。

　　作者：新望 《中国改革》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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