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古诗里的苏州，是文化的沧桑与历史的厚重。城里的繁荣与寒山寺的孤寂，经济的发达和思想的空灵，夜色之静跟耳畔钟声，全部融进如画的美景。很多看似矛盾的东西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人们心中抹不去的印象。

　　如今的苏州，同样有多张面孔，同样有多种声音的交锋。一边是GDP增长跟外资的趋之若鹜，另一边是“只长骨头不长肉”和民族名牌的淡出；一边是优惠政策与科技园区建设，另一边是资源代价和“飞来经济”；一边是政绩工程与政府主导经济的苏州模式；另一边则是普通市民的贫困和干群之间新的“二元结构”。

　　支持者认为，苏州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基础设施和各项社会事业日益完善，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迅速，取得这些成就，外资功不可没”。再说，存在即合理，苏州模式更符合国情，靠引资突围并实现经济腾飞，更易于操作，更具推广价值。

　　质疑者则提出，在苏州经济繁荣的背后，是普通市民的贫困，“世界工厂”的无奈以及土地、环境方面的代价。“苏州模式其实就是当地老百姓的悲剧”。

　　透过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摘下生旦净末各色面具，繁荣与贫困，哪一个才是苏州最真实的面孔？

　　苏州“贫困”调查

　　这些年来，苏州经济的增长世所瞩目。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苏州在全国大中城市GDP排行榜上居第四位，名列上海、广州和北京之后。苏州的实际吸引外资规模超过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城市之首。

　　但伴随着这样一个城市经济“神话”的诞生，质疑之声却从来不绝于耳。不少专家、学者、新闻媒体，都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公开发表的观点。他认为：“苏州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2万多元人民币；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这些观点归纳在一起，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GDP增长与人均收入不对称；二是普通市民与地方政府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三是土地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代价；四是外资对本土品牌的挤出效应；五是“世界工厂”的身份。这样得出的最终论点是，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一个“贫困”的苏州。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苏州当地的市民对此又怎么看？果有其事，还是那些质疑者只是站在外围发表主观的评论？

　　《财经文摘》为此展开了一次关于苏州的调查。

　　GDP增长不关我们的事

　　今年51岁的孙宝庆4年前下岗，现供职于苏州市某街道居委会。谈到自己的生活时，他认为还算比较幸运：原来企业给交了养老保险，60岁以后每月能拿到一笔退休金。

　　“我还是比较幸运的，6年前买的房子，贷款也还清了。买的时候还比较便宜，现在房价已涨了好几倍了。”孙宝庆接着说，“那些下岗后找不到工作，家里又有重病号的要比我们艰苦得多，还有遇到旧城改造强行拆迁的。很多人住的老房子面积不大，政府安置补贴根本不够买新房子，城郊接合部的也买不起，我实在想象不出他们的日子怎么过。”

　　提到苏州发展很快这一话题时，孙宝庆说，从城市建筑上看得出，苏州发展了，国际品牌也纷纷登陆了，但受益的应该是那些政府官员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吧，“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关系不是很大”。孙宝庆这样总结。

　　“GDP与我无关，GDP涨有什么用，也没见我的工资同步增长。”一位在苏州打工的朋友无奈地感叹。

　　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突出反映了目前苏州以工业生产拉动GDP增长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使得经济快速增长难以转化为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州的外向型经济是“房东经济”，即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外商来发展。劳动者以打工为主，拿到的只是“辛苦钱”，苏州不仅拿不到“优势利润”，而且政府税收还得几免几减。

　　李应国在苏州工作快十年了，老家是黑龙江的，在北京上的大学。李应国说：苏州普通老百姓收入与其GDP相比确实不算高。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外地人看苏州”。文章记述了苏州人的收入一览表：

　　老城区(平江、沧浪、虎丘)的本地人收入不高，大多就1000-3000之间吧，自己当老板的也不多，虽然在老城区的小商贩收入要比这高一到二倍，但基本都是外地人。苏州人一般是不肯做的。

　　新区、园区、吴中区的收入蓝领在1000元左右，白领通常在2500元以上，4000元左右的占大多数，高的也有上万的，但蓝、白领都以外地人居多。

　　苏州收入最低的一批人是在新区和吴中区的台资企业，如新区某大型台资企业(几万人)，很多一线工人只有16岁，每月工资600元，加班工资也很低，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也只有1000元左右。相城区在苏州铁道北，联系较少，估计收入也不会高。

　　对年轻人来说，苏州又意味着什么呢？

　　赵然和费亚军都是从外地来苏州的大学毕业生，在苏州工作三四年了。来苏州发展的原因都是：苏州是一个花园式的建筑城市，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绿地覆盖面积较大。不过，他们都认为这里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提供的工作岗位种类不丰富。

　　赵然说：“苏州城市节奏太慢，容易滋生惰性。年轻人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进取心会被消磨。”

　　当我们问到苏州对年轻人提供了什么机会时，费亚军告诉我们：“外资企业比较多，尤其是台资企业更多，而台资企业提供大陆人的岗位大多是一些低层次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的职位，这一方面限制了年轻人丰富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年轻人由于不能到高层次的管理岗位学习发挥，因此也限制了年轻人进一步学习国际化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

　　年轻人没有上升空间，工资又不是很高，生活过得有点压抑，但本地的房地产商人和企业的高级管理层却是苏州生活优裕的人群。费亚军说：“对于这几年房价涨得快，苏州房价几年前只有1500元/平方米左右，最近普遍涨到4500元/平方米以上，高的6000-7000元/平方米，有几套房子的人，他们可以通过租房赚钱。还有就是台湾人，他们一般居于公司高层，有着丰厚的薪水，生活比较优越。外地人和苏州的普通打工者则生活比较辛苦。”

　　不同视角看公务员

　　在经济迅猛发展过程中，公务员是受益很大的一个群体。据统计，苏州平均每位公职人员的年薪为6万-8万元，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GDP增长的同步；而同期一般企业员工的年收入则为1.5万-1.8万元左右，充其量只相当于一般公职人员的年终奖，两者的差距达到了4-5倍。

　　涉及到具体收入，很多人都不便透露。苏州某机关工作的林先生这样跟我们说，“具体挣多少钱我不说，但公务员的福利比较好是公认的。就拿去年执行的公务员强制带薪休假来说，我的工龄是8年，所以每年可以休7天的假，休假时每天补贴150元。”目前，强制带薪休假制度已被叫停。

　　我们从某网站论坛里，看到一位苏州网友发的帖子。他去年大学毕业进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每月工资是1300元，住房公积金200元，没有奖金。他的父亲是一位公务员，每月工资是5464元（包括交通补贴1000元和预发奖金1000元），公积金1146元，季度奖金全年25000元，年终奖30000元，全年过节费5000元。

　　在苏州，收入差距引发了当地人报考公务员的热潮。人们对公务员考试的狂热程度，较其他城市更甚。孙凯是苏州大学大四的一名学生，目前正在为公务员考试做准备。他说，“你可能想象不出来，今年考公务员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考试报名现在都在网上进行，就在这个月初，有两天由于报名的人太多计算机系统都瘫痪了。后来，幸亏又向后顺延了两天，到3月7日截止，要不连名都报不上了！”

　　对于报考公务员热以及普通市民与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那些公务员们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目前苏州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外向型经济的拉动，政府在这个环节上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经济指标是最好的说明。同时政府机关近年在维护社会治安，加强综合治理，建设和谐社会等问题上也加大了工作力度。从我个人来看，我的经济收入是提高了很多，同时我的工作任务、工作强度也是加强的，甚至加强的比例高于收入提高。我有严格的考核指标，有硬性的经济指标和学习要求。”钟敏芬，女，今年53岁，是苏州沧浪区的一名政府官员。

　　这几年随着公务员工资的几次调整，工资提升较快。针对人们对苏州公务员收入的非议，钟女士不以为然。

　　周先生也持这样的观点，他也是一名公务员。周先生说，“那些公司老板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公务员的工资能有多少！至多每年十几万元，能供孩子出国读书罢了。”

　　钟敏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目前普通市民与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她说：“对于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目标肯定也是为了共同富裕和区域经济健康增长。现阶段，我们可能看到公务员收入提升得比较明显，那也是高薪养廉的初始阶段。苏州市各项政府措施一一落实，和谐社会稳步发展，苏州投资环境不断改进，那么今后肯定会吸引更多更优的外资，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到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若干行业的收入也开始大幅度增长。”

　　在钟敏芬身旁的同事胡女士接着说：“外资企业带给一座城市活力，每个城市各个时期的发展重点必然有所侧重。而且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必然有更深远的意义。现在是招商引资的大好时机，相应的政策支持也是必然的，更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

　　环境的代价

　　在环境保护方面，苏州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所博士刘奇洪介绍说：目前，水面占到总面积42.5%的苏州，由于工业污水随意排放，近600万城乡居民已面临水质型缺水的难题。很多县级市大多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或“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但沿江化工、冶金、造纸工业园等依然在100多公里的长江沿线一字排开，这些工业园大多位于沿江城市取水口上游或附近；苏州城区、昆山、吴江等地，虽然不把冶金、化工、造纸等产业作为重点产业，但重点发展的电子通讯制造业，对外排放的废水中含有重金属、放射性元素，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钟敏芬坦言，大量引进外资的结果，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耕地大面积减少，以及环境的污染。前几年，太湖水治理工程搞得声势浩大，现在不再提了。而这其中肯定是有一定关联的。

　　苏州许多企业的生产线对人体有很大损害。大学毕业1年，在苏州土生土长的周厉说：“苏州那些台资企业的老板很狡猾，3年就换一拨工人，这样，许多5年后会对身体有负面影响的，由于工作环境导致的病症在当时就暴露不出来。”

　　其实很多工人都知道这一点，但为了生存，也没有其他什么办法。周厉本来也想去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一家公司工作，但有人劝他别去，“‘你看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那么大，绿化得那么好，竟然看不到一只鸟！’听到这些话，我还敢去吗？”

　　网上曾有两篇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文章：《没有蚊子的苏州工业园区》和《园区十年的罪恶》。虽然苏州工业园区的真实情况不至于像文章说的那么严重，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却是不争的事实。

　　有媒体曾对此做过调查。在去年9月份，苏州市环保局在清查放射源专项执法检查中，有3家单位因未申领辐射工作安全许可证，被遭到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限期补办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并分别处以1万元至4万元不等的罚款。既然如此，人们也没有理由不去担心，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有些厂家会存在侥幸心理，逃避检查，置电磁波辐射污染的危害于不顾。

　　在经济全球化下，苏州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可以利用各种内外资源，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但无论如何，始终都应有利于“富民”和“可持续发展”，不能失去“自我”，迷失方向。

　　消失的民族品牌

　　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兴起，苏州一时名噪四方。当时苏州也出现了一些行业内排名靠前的全国品牌，如香雪海冰箱、孔雀电视、春花吸尘器、长城电扇等，人称苏州“四大名旦”。

　　可如今，长城倒了，香雪海被三星吞了，孔雀被飞利浦并了，唯一继续以自有品牌出现的，就剩一个春花了。但这么多年来，春花基本上是停留在传统的吸尘器行业，没什么大发展。此外，尚有虎丘牌照相机、登月牌手表等精密产品，以及非常发达的丝绸织造业，但这些企业后来都相继没落。

　　走访了几户苏州家庭，记者发现他们日常使用的产品很少有苏州本地的品牌。如冰箱，大多是海尔、科龙等；洗衣机，很多家庭用的是小天鹅、海尔等；至于照相机，使用苏州本地生产的虎丘牌照相机的并不多，很多人用的是尼康、索尼等洋品牌，或是海鸥、凤凰等国产品牌。

　　“我们家以前用的是香雪海冰箱，不过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早就换别的牌子了。”家住平江区的宋先生说。“香雪海已经倒闭了吧。”

　　老品牌已经消失，新的叫得响的品牌又比较少。这种现象的背后，不能不说一些苏州人的品牌意识存在着问题。不少人都持这样的观点，“我们也知道品牌重要，但现在处于生存期，资源不足，等有了闲钱再做品牌也不迟。”

　　看似精明的苏州人在品牌问题上却犯起了糊涂。金字招牌的大量流失，好像并未引起苏州一些企业的足够重视。

　　据苏州知识产权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在苏州400多个到期的品牌商标中有近70%的商标并未进行续展。而一件商标的注册成功，至少需要12—18个月，加上前期的设计、筹备，所耗财力委实不小，若是遇到异议或驳回复审，还得需要几年。而这400多个商标如今都成了“没娘疼的孩子”。

　　说到引进外资对苏州民族品牌的影响，一位专门研究苏州经济的专家称，“那些洋品牌确实对苏州本地的一些品牌造成了冲击，总有些‘招了女婿冷落了儿’的感觉，优惠政策造成新的不平等值得我们去反思。但话又说回来，本地企业的发展，品牌的壮大，说到底还是有赖于自身竞争实力的不断提升。像香雪海这样的家电品牌，假使当初没有被三星‘雪藏’起来，如今面对海尔等强大的国内竞争对手，结局也可能是市场份额锐减，甚而退出家电市场的舞台。”

　　江苏民企“巨头”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则认为，没有外资的拉动，就没有苏州今天民营经济的崛起和三产的兴旺。他说：“如果不引进外资，不走上国际市场，沙钢难有今天的好局面。引进外资使我们接触到了全新的更高的层次，企业的技术装备、管理思想、营销市场等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普通员工及管理人员的观念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苏州本地品牌的“贫困”，确实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无论自身品牌保护意识的淡薄，还是洋品牌一定程度的冲击，都是苏州企业及政府必须去思索和应对的。但这种现象，又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其严重性。

　　在2006年度央视广告招标中，苏州的两大民营品牌隆力奇、德尔就分别以1.87亿元和1.058亿元夺得两项行业“标王”。其中，隆力奇已是“三连冠”，连续三年引领中国本土日化品牌广告投放的风骚；成立不到五年的德尔，则是第一次参加央视招标就抢回了“标王”。

　　肉烂到锅里了吗？

　　关于苏州模式的质疑，时下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这种“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使苏州沦为“世界工厂”。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过程的低端部分——主要是加工和组装环节设在当地，这些低端环节耗费劳动力多，劳动强度大，并且附加值低。

　　瑞士与美国合资的罗技公司是一家鼠标制造商，生产工厂设在苏州。该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鼠标。罗技鼠标在美国的售价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这种现实跟苏州人均收入与GDP增长不同步的情况联系在一起，也就无怪乎苏州会“只长骨头不长肉”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的看法是，“因为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品牌，有相当的利润都进入了国际资本的腰包。在初期，我们只能走这条道路，就是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中国不能老是走这条路，如果始终这样，再大的经济规模也是一个空壳，外表看起来很大，但核心部分却都是外国人的，不是自己的，这叫做‘没芯’。”

　　苏州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却增长缓慢，在财富的再分配过程中，除公务员从中得益外，其他的又到哪里去了？

　　其中很大一块是外资企业的利润。当然，这利润当中股东回报与扩大再生产、再投资规模的资金又占不同的比例。另外，我们注意到国家对外资企业（包括台资企业）的利润转移亦有相关的规定。从理论上讲，外资企业税后利润中的一部分应当留在苏州本地，而非全部流出国外。

　　这些年，苏州财税收入的增长幅度也较快。苏州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就曾说过，“苏州每年上交国家的、四大银行获取的利润、海关直接拿走的税收几项加起来达1000亿，哪个城市有这么多的‘肉’？”

　　随着财税收入的增长，公务员收入较高也就不难理解。另外，我们也看到，苏州的基础设施投入在加大，近年来交通越来越便捷，在环保方面也是越来越好。

　　从今年开始，苏州市政府投入1000万元资金，开始对沧浪、平江和金阊三个区的老新村，4万户家庭的老式龙头、马桶进行免费改造，用三年时间把全市10万户的节水器具全部改造完毕。政府出资为居民更换节水器具，这在全国尚属首例。从这样一个小方面，也足以看得出苏州在城市建设方面投资的力度。

　　如此说来，苏州模式确实存在着“国富民弱”等种种问题；但从另一个侧面看，很多肉还是烂在了锅里，只不过盛在碗里有的多有的少罢了。

　　作者：《财经文摘》编辑部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