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舆论的轰炸之下，张维迎教授终于被逼出了大实话，明确说出高薪养廉基础脆弱，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从对权力阶层的赎买政策，退回到一个合理的界限之内，这才是以产权论起家的张维迎该说的话。我们应该支持这一及时的纠偏，并意识到理性的探讨在任何时候都有其价值。虽然，这一席话会让那些以为“正读”了张教授的补偿论的人，不得不咀嚼自己才是“误读者”的冰冷事实。

　　可见有时说实话不易。

　　在说实话要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实话多数是被逼出来的。张维迎的赎买论是对自身产权论的反对，除非他丢弃了自己的产权论阵地。从张维迎近日的一番话可以得出大致不错的猜测，即此前的利益补偿论是在现状之下愤懑之语，或者是现状无法改变之下的“绥靖政策”，用张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叫“次优选择”。表面上看，这也是基于经济学家的理性，即在次优选择之下，虽然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代价，但起码还能让改革持续，有可能达到产权明确的阳光地带，否则，改革难以推进，所谓的市场化取向也就成为无本之木。

　　分歧在此产生。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对权力的绥靖政策并不会换来利益阶层的退让，反而会固化寻租权力与寻租成本，既然以良知约束并不必然达成一个好的约束制度，那么，所谓赎买就是虚耗社会资源的代名词。而所谓的经济学家理性，无非是短期投机的代名词。前两年张维迎与樊纲的一番对话就很说明问题，他坚持产权论，却焦虑于没有好的方法达到目的，又担心社会的混乱与无序将导致改革成本急升，因此，赎买成为唯一的选择。

　　这是张维迎教授们的画地为牢。回顾历史可以知道，从包产到户开始的改革之路，真正有实效的改革大多起自于民间，而后得到政府的追认，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就像很多大实话一样，改革是被经济形势逼出来的，仅靠既得利益者的恩赐，张教授的“柳岸花明又一村”大概永无实现的可能。

　　这一点，张维迎教授本人看得更为透彻，因此才会说出“反腐败要标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权力使用的透明度和可监督性总是与权力的范围和大小成反比的。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能够使得寻租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只局限于最小的范围，到那时，企业家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这一连串的大白话来。这可以视为对以往“绥靖言论”的报复性反弹。

　　经济学家类似于赎买的“绥靖言论”的危害在于，不仅对实现设定的经济目标毫无裨益，反而会对既得利益阶层形成可怕的心理暗示，即社会已经对寻租权力无可奈何，即他们可任意设租而不受追究。同时，这一言论也预示着政府也失去了自我纠偏的能力，只想以利益换取市场的开放。这不仅是对改革的民间力量绝大的不信任，也不相信形势比人强这一真理。张教授可以纠偏，其他人也可以，政府更有这样的能力。主动授既得利益阶层以柄，反向减少市场的生存空间，也算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不管争论如何持续，可喜的是，改革正在步步为营向前推进，每个阶层的博弈都构成了改革中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各种论争自有其价值。此时，更需要严肃的学者说出心中所想，构成改革的有效增长平台与可贵的学术积淀。所说非所想，所想无法指导所为，才是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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