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胡润2006中国慈善榜在京公布。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以自2003年至今20亿元的捐赠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今年的慈善家榜从2005年的50位扩大到了100位，榜上前50位企业家从2003年至今累计捐赠近51亿元。

　　胡润的中国慈善榜能够产生一种“催款单”效应，那些在富豪榜上位居前列，在慈善榜上没有出现的富人，就会感受到越来越大的道德压力，这将促使富人向善，毕竟，没有哪个富人愿意被贴上“为富不仁”的标签。慈善榜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

　　但是，有一种现象不能不提。慈善榜发布后，人们几乎都在关注榜上和榜外的富豪们，而民间的力量则被忽视。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慈善事业，是靠屈指可数的富豪来支撑的。以美国为例，1999年，美国慈善机构获得的捐款总额为1900亿美元，其中85%的捐款来自美国普通民众，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在我国，中华慈善总会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

　　不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慈善事业，其基础是非常脆弱的。那么，民间的慈善捐赠何以如此清冷？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全面发展不无意义。

　　民间对捐赠态度冷漠，首先就与慈善事业始终为政府所主导的机制有关。慈善事业的特性决定了，它应该是一种民间行为而非政府行为，一旦政府主导慈善事业，慈善事业就容易“变味”。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下文件搞捐赠摊派，自愿的捐赠活动被扭曲成为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更可笑的是，这种权力主导下的捐赠，往往按照级别排列，从而形成捐赠的“潜规则”。比如，单位一把手捐赠200元，下级就只能低于这个数额，否则，就“疑似”给领导找难堪。

　　政府主导下的慈善事业，不可避免地要增加公益事业的运行环节和运行成本。而且，由于寻租现象经常与权力结伴而行，权力主导捐赠的结果很容易导致腐败。去年3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所披露的山西省民政厅动用救灾捐赠款建造办公楼和宿舍楼即为一例。这种行为哪怕是个别现象，也会使政府主导下的慈善事业的整体形象受损。

　　因而，从全球范围来看，非营利组织才是公益事业的主体。遗憾的是，我国的一些所谓民间慈善组织，也常常由于挂靠在政府机关而具有浓厚的政府色彩。这是因为在现行的制度下，慈善机构被要求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这对慈善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造成了损害，成为制约我国民间慈善机构发展的一个瓶颈。

　　税收政策也是一个原因。我国虽然有很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老百姓捐赠很难享受到。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曾经介绍说，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500元，为了拿回捐款的税收抵扣50元，他经历了10道手续，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位司长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所遭受的困难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则是善款去向不公开、不透明。在胡润2006中国慈善榜上名列第一的余彭年，1988年的时候，曾给湖南捐赠了10辆进口三菱救护车，但是，本应用于急救病人的车成了某些领导的专用车。盛怒之下，余彭年将捐赠车辆悉数收回，转赠给某县几家医疗机构。然而他没想到，转赠的救护车再次被挪用。

　　应该认识到，富豪由于捐赠数额较大，他们的捐赠行为常常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这种关注本身给富豪带来了荣誉，也带来了“无形资产”，这也可以算作是对富豪善心的一种回报吧。而民间的个人捐赠，唯一的回报就是善款得到善用，这是对他们爱心的最大回报，倘若善款去向不明，其积极性比富豪更容易遭受重创。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因素在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教育、医疗、住房等压力太大，因教育和医疗等因素致贫、返贫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加重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在这种担忧之下，人们莫说捐赠，连消费都顾虑重重，导致政府拉动内需的种种努力始终难以见效。这或许可看作是民间捐赠积极性不高的一个根源吧。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