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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沉默的那棵树 来源：东亚经济评论
2006年元旦刚过，国家机器开动马力动员各级宣传部门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期在舆论上进行前期动员，在民心上赢得高分。结合中国政治游戏中一贯的“先打雷，后下雨”的传统，这并无特别之处。但是，中国的“三农问题”牵涉之广，影响之深，不由得人们对此有了更大的联想和期待空间。特别是免除农业税之后，农村地区免费义务教育也正在逐步落在实处。
下一步，宣传了几年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建设、农村居民安全饮水建设、农村道路硬化工程等也要变成现实。
可是，这些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为民造福，为民谋利的政策中确实存在了很大的缺陷和不足，回避了新农村建设中最关键、最急迫的问题：农村民主建设和公民教育问题、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户籍制度改革等。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转型和改革的实效与成败，影响着推动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的进度，可谓三农问题的内核和关键所在。
今年春节是我近十年在家呆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假期，所以有了更多时间走访邻居，观察家乡社会的每个细枝末梢。所有见闻，都在最后指向了以上三个问题。至于器物层面的道路、医疗、教育、饮水等不过是这三个问题的外现和演绎，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早已实现而没有了“政治施舍”的意义。
如果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设想与韩国的“新村运动”做一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差异甚大，相去颇远。（详细叙述见拙文《向韩国学习（1）---韩国是如何推进农村现代化的》）
就是我要走的前三天，已经破烂不堪的乡村道路的修复有了点眉目。据村干部的介绍，按照国家和河南省的有关政策，每公里道路上级政府补贴10万元，道路材质为水泥，而不是以前的沥青路面。按他们的匡算，村民每人每亩地尚需缴纳14元补上资金缺口。可是，在党员会上，村干部宣布完大致情况即宣布闭会，主要是害怕党员对建设计划和筹款问题提出质疑。因为村里面历史问题盘根错节，财务上光村干部吃喝贪污导致的坏帐就达几十万元。取消农业税后，村里面利益关系进一步调整，村民的组织力量受到削弱，少数人不经过任何选举，纠结自家亲戚乘机把持权力，强行把坏帐分摊到村民头上，否则就不给需要盖章的村民盖章。同时把村公共财产分光卖光，几个人私分。这样的结局就是村民在得知需要筹款的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宁不走路，也不筹款。因为这几年这些非法上台的村干部贪污的钱基本就可以弥补上资金缺口。这次不经过讨论，不公布工程预算的情况下又大肆向下收钱，村民交钱无异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这钱，收起来困难不小。这路，估计年内是建不起来了。
从这件事情，我们不难看出，农村民主和村民自治不先于新农村建设推行，任何好的政策到了农村社会的最基层不过是少数人发财的提款机。
而村民自治的热情几近完全消失，完全归咎于1949年以后村一级权力被操弄于政治运动和县乡利益创收集团手里。1949年前的“法不下乡”体制较之现在仍然有着某种进步性。而以后村民不愿意被形同虚设的伪民主所玩弄，加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村里面只剩下老人和儿童，少数人纠结起来把持权力，欺压弱小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取消农业税后，县乡政府对村级权力分配不感兴趣，于是留下的巨大真空就给少数人为所欲为的机会。我看到这种“游戏僵局”不由得想起了假如美军撤离了伊拉克，估计也少不了这样。
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外界力量打破这种僵局，激活村民民主参与的热情。否则这样下去，所谓的“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会有实质指向吗？
至于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更应该是早于对农村大量资金投入。我所在的农村80%的家庭建了楼房或平房，造价在4万—10万不等。这样的钱在县城或市区买个象样的商品房不成问题。问题是由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工作地与居住地不一致，买在县、市区不单留在家里的人生活成本太高，而且一旦他们年龄大了不能继续在城市打工，他们的养老便成了问题。
但是，这样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的新房甚至新占不少耕地，却由于人们打工而白白搁置而无人居住。我看到不少人家在里面养鸡，更多的是空着。而城市日渐增多的闲置商品房在提醒我们：这样的资源配置是无效的，必定有某种非市场因素在限制具备足够购买力的人们去实现最佳选择。
我个人认为，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制造的壁垒是主因。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毕竟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制度壁垒是特殊时代特权和歧视的产物，在人类社会进步到21世纪的今天，户籍制度和狭隘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反人类的，反人道的。如果仍然坚持施行，其结果注定只有一个：损人而不利己。
县里根据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需要，向乡一级的卫生院下派了一定的优秀医生，到了实行阶段，却成了某些干部打击异己的变相流放，没有关系的医生被下派。而本乡下派的两个医生不但医术高，而且医德高，却因为不会逢迎被无德无才的院长打压，而被迫离职，宁可外出打工而不愿意回来。就因为院长是靠上面当官的亲戚扶上来的。（国人“官本位”思想严重就因为他们看到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权力带来的快感远胜于权力本身）而借此机会，推行县乡村直选正逢其时，因为中国农民一直扮演着中国改革的助推器和试验者的角色，有理由相信他们在中国民主试验的“稻田”里能够比肩世界上其他先进民族。遍布中国的大小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从任何角度看都是畸形的，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而这些也充分证明了：没有民主制度，远离世界先进文明，这才是制约中国社会更进一步的关键所在，早已到了非改不可、不得不改的地步了。
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不单是需要在物质上政策上向早已失衡的城乡差别宣战，更是一个启民智、还民权的绝佳契机。否则非但不能把预想的战略构想变成现实，还会激发更大的社会矛盾，阻碍中国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和社会不同阶层的和谐共处。
资料链接：
由于韩国不象中国这样对农民实行严格的户籍控制，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业后继无人，城市治安混乱。
当时韩国农村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居住条件恶劣，卫生设施缺乏，医疗和教育落后，交通和通讯不畅等问题。
朴正熙政府认为这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在1970年4月，提出了“新村运动”这个概念。其宗旨是以工业反哺农业，把城市的物质文明特别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推向农村，使农村紧紧跟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而不是被隔绝在外。
6年内，政府的农业发展经费由4%上升到38%。这些钱用来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农村住房、饮水设施、道路、通讯设施等，推动农业专业化和机械化发展。
历史上韩国农民一直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缺乏社会个性和开创精神，屈从现实，保守懦弱，听天由命。在社会发展中缺乏主动性，被动听从政府调遣，不懂得自己的权利，缺乏公民意识。朴正熙政权的“新村运动”第一个目标就是“农村启蒙” 朴正熙指出，村民们的实际参与、自力更生、合作友谊和勤奋是运动成功的保证。政府在分配资金时特别强调村民们改造农民的信心和积极性。 (责任编辑：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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