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朱红军

　　□实习生吴娟蒲彩

　　作为一位县级自来水厂厂长，10年来，翁剑明一直谨慎饮用着自己的“产品”。为了尽量发挥水中的余氯，他总是要把水烧开3分钟。但翁厂长依然心有余悸——那些有机物质、重金属，是无法去除的。

　　傅涛——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同样为饮用水安全而担心。“尤其在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故后，饮用水水质安全被空前关注。”他说。

　　安全水源今何在

　　4月8日，一场暴雨让广西钦州数十万居民被迫忍受停水17小时之苦——继哈尔滨水危机后，疯抢矿泉水的场面再次上演。

　　事后查明，因为雨水冲刷，堆积在该市距饮用水源1公里处的大堆工业垃圾、石灰渣以及生活垃圾，流入自来水厂水源渠，导致水质严重污染。

　　而翁剑明所在的小水厂，每年都要被迫停水供应一到两次，同样是因为水源污染。每天，水厂都要派人值班，24小时监视河流上游。“10年来，水源水质每况愈下，颜色杂了，气味浓了，味道变了。”这位资深人士说。

　　“取水水源的安全，是饮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但这道防线已经比较脆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水质安全室鄂学礼主任说。

　　目前，城市饮用水水源主要来自地下水和地表水。中国环境科学院赵章元教授透露，对中国118个大中城市地下水的监测资料分析后表示，目前全国地下水已普遍受到污染。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检查发现，中国七大水系中劣五类水体占30％左右，水体已经失去使用功能。比如黄河，除上游少数河段水质为三类，其余常年为四类或五类。这是个几乎无所用途的概念；五类水更占去了淮河水系的60％多；千岛湖告急，太湖告急……

　　“到哪里去找安全放心的水源？”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给水委员会副主任王占生忧心忡忡。

　　虽然各地政府出台了众多保护水源地的法规，但现实依然严峻。浙江省环保局一份针对太湖流域内浙江省城镇16个自来水厂的调查显示，不合格饮用水源占总数的81.2％。

　　许多城市一再调整饮用水水源取水口——远些，再远些！据王占生介绍，上海放弃了水质已近三类、四类的黄浦江，不惜巨资铺成管道取水长江。浙江嘉兴原先从运河取水，后来不得不想从钱塘江和新安江调水，终因代价昂贵而放弃。在这个城市周边，已无法找到合格的水源地。

　　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环境公报》显示，2001年-2004年，具有灾害性特征的水污染事件3988起，平均每天有3起。

　　“在整个水环境恶化不可逆的趋势下，饮用水源的枯竭也难以遏制。”王占生说。多年来，他奔走于中国各地，得出的结论是，改变饮用水水质危机最保守需要30年。

　　所以，当放眼全国时，翁剑明还会庆幸——他所在水厂的水源主要流经农村，需要克服的无外是生活垃圾和农业排污，“倘若遇上工业污染，就更糟了”。

　　水处理技术过时了？

　　当一滴水通过取水管道流入“加工处”后，在中国90％以上的水厂里，它将面临以下处理环节：沉淀——加药反应 (一般加聚合氯化铝)——过滤(三层：依次为活性炭、石英沙、卵石)——消毒(加氯气)——沉淀。

　　“这个净水工艺沿用了数十年，虽然局部有所改进，但原理和功用大抵不变。”翁剑明说。而王占生称此话毫不夸张：“所谓100年前的技术，却来处理100年后的水。”

　　因为水源的持续恶化，翁剑明所在厂不得不加大消毒氯气和活性炭粉末的用量。

　　即便不谈余氯残留对人体的危害，即便氯气添加再多，这种沉淀加消毒的工艺也只对细菌和微生物作用，“可以杜绝传染病，但对于有机物、化学物质、重金属却无能为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水质安全室鄂学礼主任解释说。

　　王占生教授认为，现有处理技术“最多杀灭30％的有机物”。其他70％，将堂而皇之地流入寻常百姓家。倘若这滴水来自矿区，又受到了重金属污染——比如汞、镉、铬、砷、铅等——也可以安然无恙地逃过防线。

　　“自来水其中最大的安全隐患来自有机物。”中国湖泊环境研究首席科学家刘鸿亮院士说。国内外由水中检出的有机污染物已有2000余种，其中114种具有或被疑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物质”，而中国水源中一般能检出100 余种有机污染物。

　　中国疾控中心的鄂学礼教授还列出了更详细的“杀手”名录：藻毒素——不仅会使水的色度、臭味增加，还会诱发肝癌；持久性有毒有机物(POPS)——是1990年代以来世界环境学界最为关注的一类化学品，不易降解，能够在环境中长时期地停留并积累，大部分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性；内分泌干扰物——进入人体后严重影响生殖及呼吸免疫功能。还有氨氮成分，2004年2月发生的沱江污染正是因为化工厂大量高浓度氨氮废水直接排放，流入沱江造成的，结果近百万人生活用水受到影响。

　　“至于重金属成分，短期内可以导致突变，长期将导致癌变、畸形。”武汉大学环境保护法研究所副所长李启家教授说。

　　“还有些不明物质，现在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明有害的程度，但不了解本身就是一个隐患。”鄂学礼说。这位教授还称，在天津和辽宁地区，都曾发现水中体形畸变的青蛙，而对于人体的影响，谁敢说不存在？

　　饮用水新标准即将出台

　　但这滴自来水却可以通过卫生防疫部门检测，被贴上“达标”的标签，顺利进入城市供水管道。如果不谈供水网络可能造成的二次污染，它将“安全”到达千家万户——这就将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饮用水。

　　今年年初全国“两会”期间，有记者提及中国某大城市水质污染的问题，随即引发该市政府的反驳。最大证据是：2005 年，该市中心99.92％的饮用水达到了国家标准。

　　这恰恰反映了目前中国饮用水安全上的又一个尴尬，衡量饮用水安全的标准早已不安全。

　　中国现行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以下简称“85国标”)颁布于1985年，检测项目只有35 项，余氯、浊度、细菌、大肠杆菌4个指标。“问题恰恰在许多应该设的指标，20年前并没有纳入。”王占生说。

　　比如硝基苯，这个在松花江污染中大行其道的化学物质，在“85国标”中并没有出现，甚至在2005年底修订新的饮用水安全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新国标)时，最初也未被考虑在内，后来才添入修订草案中。

　　“这种达标率没有太多意义，”清华大学教授张晓健认为，“只要有一项有问题，这水就不能称之为安全。”

　　“20年一个国家标准停滞不变，是个特例。”一位学者认为，相关部门应该更注重民生。

　　1995年和1997年，卫生部和建设部曾两次组织专家修订原有标准，并上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都因“种种原因”被搁置。2000年，卫生部再次组织专家修订饮用水卫生标准，依旧没有结果。2002年7月，卫生部独自发布了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检测标准共计96条——包括34项常规检测和62项非常规检测。2004年，建设部也编制了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共计101条。

　　但翁剑明说，由于这些标准的“级别”不够，不具有强制性，这两个指标并没有真正被自来水厂所执行，“85国标 ”仍在使用。

　　最新的消息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国标，已完成最后的修订，由卫生部上报至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相信很快就向社会公布。”王占生说。

　　鄂学礼是该新标准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据他介绍，新国标的检测项目将增至106项，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以及国际准则相吻合。1980年代的水污染主要是微生物和重金属污染，而现在则出现了有机物、人工化合物、农药成分等污染元素，所以新国标的检测标准主要增加了后者。而新国标确定饮用水的“安全”指人日常饮用2升，70年不会产生危害。

　　鄂教授还说，本着用水权利的平等，该标准在城乡均达成了统一，在局部指标上对农村实行了酌情放宽处理。

　　但翁剑明担忧新标准的实践可能性，“许多小型水厂，连85国标的35项指标都达不到，何谈106项？”张晓健教授也认为，“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加大监督执行力度，是新标准能不能起到作用的关键。”傅涛教授则呼吁应完善第三方水质监督体系，为新标准护航。

　　另有专家认为，新标准出台后，由于一系列的技术改造、自来水公司技术投入，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水价的上涨，以及对水业格局、水权分配等带来冲击。“这是一个连锁的，颠覆性的改变。”王占生预测。

　　(文中翁剑明为化供水水质标准)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