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核委员会主席理查·达马托：任何跨文化的双边关系都需要一个直接的对话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存在的高度越高越好。

　　前美国贸易代表夏琳·巴尔舍夫斯基：太多利益集团使得对华政策在国会里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缺乏一个总体上的方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减少美中的贸易逆差比什么都重要。我建议美国人多存点钱，中国人多消费。

　　特约记者 丁霖 美国旧金山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初次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的同时，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在旧金山召开了第15届年会，议题是“金桥连中美：有关经贸和国防的重要问题以及如何连接中美两国(AMERICA&CHINA: A VIEW FROM THE BRIDGE)”。

　　4月20日，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核委员会主席理查·达马托，前美国贸易代表夏琳·巴尔舍夫斯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以及其他参与此次百人会年会的中美华人精英济济一堂，共商中美两国的贸易现状以及两国政策对其的影响。上述三位参与讨论的嘉宾在随后接受了本报特约记者的专访。

　　百人会成立于1990年，致力于促进美国与中国以及两岸之间的政治、经济交流作用。成员包括著名建筑师贝聿明、美国首位华裔州长骆家辉、流行性疾病研究专家何大一、雅虎网站创办人杨致远、慈善家唐仲英等人。

　　汇率是一个亚洲问题

　　《21世纪》：巴尔舍夫斯基女士，您从1997年到2001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是中国入世谈判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您认为近年来中美关系的主题是什么？

　　巴尔舍夫斯基：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全球经贸方面的重要性近两三年以来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如何调整贸易策略，是华盛顿考虑中美关系时的第一要素。中美经贸关系目前最重要的一个话题是人民币汇率。去年7月以来，人民币的价值有了显著升高，但究竟该升高多少，以什么样的速度升高，成为了两国谈论的重点。

　　《21世纪》：你们如何看待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达马托：从去年7月到现在，人民币升高了3%左右。汇率问题是其他贸易问题的源头，因为买卖的基本条件是使用货币。而贸易问题直接影响到就业问题。美国媒体近两年有关中国的报道都是和美国国内的消费和就业有关的，这反映了我们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到了经贸问题。

　　胡锦涛主席今天在华盛顿和布什总统会晤，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协商可以产生有用的机制来解决棘手问题。

　　巴尔舍夫斯基：美国目前最关注的是汇率问题。但我认为汇率是一个亚洲问题，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产生了五个重要的亚洲经济体——日本、韩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它们都依靠出口来创造本身的财富。现在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都和中国大陆的低成本劳力结合成一个有机体。去年中国大陆接受了6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这五个国家和地区占了80%以上。所以汇率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中美问题。我一直建议布什总统及其内阁看整个亚洲然后再制定相应的亚洲政策。中国问题是一个亚洲问题。

　　达马托：是的，亚洲其他国家的货币几乎连接成一堵“货币长城”(CurrencyWall)，阻碍了顺畅和公平的贸易。正因为其他亚洲国家在中国有巨大数额的投资，中国的汇率牵动着其他汇率的变动。

　　《21世纪》：美国除了和中国就汇率问题直接商谈以外，还可能采取什么措施？

　　达马托：我们在殷切期待胡布会谈的结果。我认为在会谈的同时，我们也要及时把问题反映到国际组织，如WTO。有些棘手问题必须通过国际机制来裁决。我们对双边贸易关系采取严肃的态度，如果汇率或关税问题不能得到有效和及时的解决，我们应该通过WTO来仲裁。

　　《21世纪》：王缉思教授，您是否同意达马托主席的说法，我们是不是必须依赖国际组织来解决争端？

　　王缉思：我们中国人在碰到争执时，总是采取“有事好商量的态度”慢慢谈。而美国人往往说“你如果不做到ABCD的话，后果是甲乙丙丁”。这就是两国文化上的差异。我认为中国的汇率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正像达马托主席刚才说的，美国政府关注就业问题。如果人民币汇率迅速上升，中国国内的失业率会大幅提高，因为出口会受到影响。

　　至于关税问题，中国现在的关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最低的。中国的关税和发达国家的几乎一样。上周中国政府还宣布了会马上减低对医疗器材进口的关税。所以美国没有理由向WTO控诉中国的关税过高。

　　巴尔舍夫斯基：我认为其实中国的货币政策只有一个唯一目的，就是维持挂钩。我们不希望中国陷入一个混乱的局面，像亚洲国家在1997年那样。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的出口带来一定的好处，因为坚挺的货币可以购买更多的原材料进行加工。至于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我建议中美两国仔细研究进出口贸易的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讨论应该做何种调整。

　　美国对华政策缺乏连贯性

　　《21世纪》：达马托主席，您参与了去年美国国会对中海油购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的审核。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达马托：我带领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核委员会看了中海油和优尼科两个公司的结构以及中海油185亿美元的投标，向国会证明这笔交易对国家安全有所伤害。原因有如下几点——中海油的185亿美元来自低利率的贷款，借助政府的力量，中海油和雪弗龙(Chevron)竞夺优尼科。而且优尼科的资产里有很多涉及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科技部分有深水钻探的技术；地域部分有美国本土的稀土矿(稀土是制造巡航导弹的要素)，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一些油井。另外，优尼科在阿拉斯加有矿井，离美国军事基地十分相近。

　　《21世纪》：与之相比，联想集团成功收购IBM的个人电脑分部，是因为其中没有国家安全的因素？

　　达马托：我们也审核了联想集团。因为国会添了一个附加条件——联想集团不能进入IBM在北卡罗来纳的高科技园区(high-techpark)，因为那里保存的技术也有国家安全的嫌疑。正是因为我们修改了收购条件，这笔买卖才顺利通过。

　　《21世纪》：国家安全问题不仅牵涉到双边贸易，同时还和国防和政治外交息息相关。

　　王缉思：中美关系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策略性问题是台湾问题。如果中国有了说服力，很多问题可以在外交上解决。

　　巴尔舍夫斯基：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中国和冷战时期的前苏联完全不同。前苏联有意识形态方面和地域方面的扩张政策，而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帝国扩张的政策。我们同时也发现，中国越来越注重利用合适的外交手段求同存异。中国在外交方面显示出越来越熟练的手腕，重视伙伴关系、合作关系、地区联盟。这些外交技能都带来所谓的“软实力”(SoftPower)。此外，中国还尝试在外交中把政治和经贸分开。

　　《21世纪》：美国的对华政策最大的弊病是什么？

　　巴尔舍夫斯基：缺乏连贯性、策略性的展望。美国的政治受到太多的利益集团的推动，在中国问题上有工会、人权组织、商务团体等。太多利益集团使得对华政策在国会里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缺乏一个总体上的方向。

　　达马托：美中关系没有一个长期、透明的对话机制。任何跨文化的双边关系都需要一个直接的对话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存在的高度越高越好。今天的胡布会晤应该早就开始了。但现在开始还不是太迟。另外，百人会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美籍华人组织，对建立这样一个对话机制应该起到很关键的作用。百人会的成员在美国商界和政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应该认识到百人会的潜力。

　　《21世纪》：王缉思教授，中美两国可以互相提供些什么外交上的帮助？

　　王缉思：减少美中的贸易逆差比什么都重要。我建议美国人多存点钱，中国人多消费。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