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内流传一句玩笑话，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比很多皮包公司更像皮包公司。如果观察一下“四大”的财务报表，你会发现固定资产少得可怜（也许每个员工配备的笔记本电脑可以占到很大份额）；每年最大的开销除了员工薪金和旅行费用，就是写字楼租金（“四大”在各个城市往往选择最好的写字楼作为办公场所）；现金流非常稳定、而且处于很高的水平上。

可以说，“四大”最宝贵的资产都是无形的，首先是人力资本，都是所谓的“精英”；其次是商誉，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若干年的历史和口碑赋予“四大”品牌极高的市场价值。

　　但是近年来的一系列事件，让“四大”的品牌蒙上了一层阴影。安然丑闻使得安达信轰然倒塌，“五大”被迫变为“四大”；但剩下的“四大”似乎并没有充分吸取安达信的教训，例如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曾发布报告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均有违反美国会计原则的行为。在通用电气案中，安永被指存在欺诈行为，由此造成3.8亿美元的损失。2006年年初，德勤向日本一家保险公司支付了约1亿美元的赔偿金，该项诉讼一共让德勤付出了2亿多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诉讼和解之一。

　　在中国资本市场，“四大”也没有保住金身。毕马威曾经卷入锦州港的是非漩涡，普华永道在黄山旅游和京东方的审计中由于违规而被财政部点名批评。科龙股东起诉德勤则是最近中国资本市场上最令人关注的事情之一。

　　一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造假，只要审计师严格遵循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充分、独立、完整地履行了自己的调查和分析职责，如果没有发现问题，审计师不必为该公司的造假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在科龙股东起诉德勤一案中，德勤能否全身而退的关键，在于德勤能否充分举证，说明自己的审计师客观、独立、充分、完整地履行了审计责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德勤门”很可能将从传闻变为现实。

　　转过身来，看一下科龙股东为什么要起诉德勤，是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按照常理来说，报表造假，科龙公司及其主要领导人应该负主要责任，德勤作为审计师只负连带责任。鉴于顾雏军已被拘押，科龙股东应该首先起诉科龙公司本身才对，单拿德勤开刀的理由，据说有三：第一，据《上海证券报》上援引的一位和广东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的知名律师的话说，如果科龙被起诉，将影响科龙的重组进程，可能损害一系列相关人（尤其是债权人）的利益；第二，据相关法律人士分析，如果以科龙为被告，按照有关规定，投资人起诉时，必须提交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但现在证监会对科龙的处罚决定书尚未公布，亦无法院的相关刑事裁判文书。第三，更为直接的说法是，德勤财大气粗，其赔付能力远远超过顾雏军和科龙公司。笔者认为，以上三种理由都站不住脚。如果以保护地方利益为借口来鼓励股东起诉德勤的话，这种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会让外资企业寒心；如果以法律条款为理由，仅仅起诉德勤的法律义理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最后一个理由明显带有“吃大户”的嫌疑，根本违反了现代法律精神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至少，科龙公司在此案中置身事外令人疑惑。

　　从近年来“四大”面临的诉讼及其应对来看，“四大”的危机管理能力似乎存在明显缺陷。作为对投资者和监管当局负责的市场中介机构，在应对诉讼的过程中，“四大”无论是对事件的具体经过、对当事人的调查或处罚、对公司治理机构的改善等等，均未见充分的披露。这实在令人遗憾：职责在于提高市场透明度的机构，在应对诉讼风险时，本身却不透明。

　　在“四大”内部，负责签署审计报告的审计师（经理）们仅仅是雇员，身为老板的合伙人，却不必签署。故而，一旦发生审计事故，为此可能承担法律责任的仅仅是签署报告的经理，而负责相关项目的合伙人则置身事外。因此，很可能审计师迫于合伙人的压力被迫签署审计报告，而一旦事发却成为相应合伙人的替罪羊。为了预防此类风险，相关法律法规需要修订，让对项目负最终责任的合伙人也承担相关责任。毕竟，让风险和收益相配比、让权利和责任相对应，是公司治理的普适性法则。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