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多年来，中国银行改革如逆水行舟，如今，似乎看到了岸。

　　自2005年6月份以来，当交行、建行成功上市，中行、工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农行亦进行财务重组后，“财务重组——寻找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的三部曲似乎已经成为国有银行改革的共同模式。当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将目光投向境外，寻求改革突破之时，争论也纷至沓来。

　　是否应该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引资谈判是否公平？为何把国内投资者排斥在外？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了？商业银行到境外上市是否使境内资本市场空心化和边缘化？

　　正当各大银行埋头于上市、股改之际，今年4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一份银行业的工作报告又给中国银行业浇了一瓢冷水。

　　该报告指出，中国信贷定价仍“没有根据商业风险进行区别对待”，且大型国有银行不仅没有考虑贷款企业的盈利能力，而且“大型国有银行一直在持续地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其它金融机构”。其结论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各项改革措施对“银行运营方式的影响很小”。

　　此外，根据入世承诺，中国将于年内取消外资进入的最后一道障碍，外资银行将纷纷涌入中国，分享中国金融市场的饕餮盛宴。中国银行如何提高盈利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立于不败？如何防控金融风险？从根本上使中国银行转变经营管理机制？

　　针对这些问题，刚刚闭幕的亚洲博鳌论坛的“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开放进程”分会上，与会专家给出了精辟见解。参加讨论的嘉宾有银监会常务副主席蒋定之，美林国际董事长伟凯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里昂证券董事长顾家利和汇丰银行董事长郑海泉，论坛由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主持。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支持媒体，本报对此次讨论进行了采访和梳理。

　　本报记者 马 娟

　　海南博鳌报道

　　战略投资者的是与非

　　中国银行业引入战略投资者以来，他们对中国银行业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是否达到预期目的？

　　蒋定之：引进战略投资者对于促进中资银行的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事实证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过程中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助于解决制约我国银行业科学发展的体制问题和机制问题，这是因为战略投资者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国有独资的单一性，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既有国有股也有境内外投资人股，上市之后还有社会公众持股。在多方利益主体之下，国家财政不可能再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亏损买单，因而从体制上消除了国有商业银行指望国家救助的道德风险。基于此，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设计和目标导向不是为引进资金，而是引进智力，引进先进的理念和制度，以及产品开发与维护的技术，以迅速提升我国银行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李剑阁：中国银行业重组改革上市过程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大胆引进外部的战略投资者，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整个过程公开透明，既充实了银行的资本金，也实现了银行资产价值的最大化，同时利用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提高产品的创新能力。从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上市以后的股价来看，重组的效果得到了市场的高度好评。

　　现在，中国银行正全力以赴准备境外上市，目前已经向港交所提交申请，预计上半年可完成IPO。中国工商银行已经确定主承销的投资银行，IPO有望年内完成。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也在积极改革，广发行引入外资方案正在等待审批之中，招商银行也确定了赴境外上市的计划。邮政储蓄体制改革将在今年有实质推进，目前已开始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将确保年内各级机构组建到位，正式对外挂牌。农业银行的改革方案也在积极讨论之中。

　　郑海泉：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我也听到一些说法，怀疑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否正确。实际上，对于国内的金融机构和国外的金融机构来说，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都会看和他们是否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比如同样的管理理念、同样的目标等。我们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要确保有这样的合作伙伴，使我们的股东，我们的员工和我们的客户政府都满意，这才是一个共赢的局面。

　　伟凯文：外国银行的竞争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银行业改革和发展来说都是外部的重要因素，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意识到这个重要的作用，中国加入世贸之后提出一个时间表，国内银行业要在五年内向外资银行完全开放，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现在不仅仅是关于资本的问题，还有关于技术转让和加强中国银行能力的问题。

　　此前，业界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引资谈判的公平性提出质疑，有观点认为，国内投资者首先被排除在外，您如何看待？

　　蒋定之：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问题上，我们在政策上对中资和外资是平等对待的，目前国内民营资本进入中国银行业并不存在法律障碍和政策歧视。在银监会依法监管的金融机构当中，《商业银行法》并没有禁止民营资本参与商业银行的设立，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来说，民营资本历来是重要资金来源。

　　事实上目前国内民营资本在中国银行业的比重不断提高，银行业总体上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为主的格局已发生很大改变。以11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为例，到去年年底，国有企业法人股、地方财政股、外资股、民营资本股分别是41.66％、17.34％、4.17％、29.42％。民营资本占比仅次于国有企业法人股。2002年到2005年三年间民营资本股增长11.59％，同期企业法人股、地方财政股分别下降4.33％、7.65％。

　　上市是巩固改革成果和增进市场约束的重要手段。上市不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和改革的目的，也绝非是为了补充资本而去圈钱，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将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上市只是一种手段，是寻求境内外资本同银行业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结合，从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设，同加强市场风险结合，锻炼和提高银行市场的适应能力，促进银行长远的发展和机制建设。

　　为了规范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的投资入股行为，银监会在2003年12月发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管理办法》，这个办法从资产规模、信用评级、银行情况、内控机制、资本充足率、注册地、监管等方面对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资质进行了规范。我们要求中资银行在寻找境内外战略伙伴时要重目的、重效果，有助于克服自身最薄弱的环节，以此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由于建行、中行、工行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的股权价格都没有超过1.20元人民币，这些价格甚至低于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出让价格，您如何看待银行“贱卖”的观点？

　　郭树清：建设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蜂拥而入，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事实上是我们选择了一个范围，列了一个单子，可能成为我们战略合作者的大概全球有十几家先进的银行。实际上真正有愿望、有实力而且愿意承担风险的战略投资者少之又少。我们接触过十来家银行，谈判是在完全平等的，我们有三个熟知中国法律、香港法律、美国法律的律师顾问，经过艰苦卓绝的过程才谈判下来了。

　　是不是卖的价格低了？虽然当时只有账面价值的1.15倍，后来IPO是2.35元，涨了一倍多，现在超过3.5元，是三倍多了。但是并没有给他们特殊的优惠，对所有的潜在投资者都是公平的，大家有同等的机会。美国银行给我们提供技术服务，他们要承担风险，他们进入的时间比较早，而时间本身是有价值的。

　　商业银行选择到境外上市，是否会造成境内资本市场空心化和边缘化？为何不在国内上市？

　　李剑阁：为什么不在A股上市而在香港上市？原因很多，去年A股市场进行了股改，过程当中股价的波动比较大，监管部门对于股价的关注和承受的压力，使得它一年多来没有进行IPO。据我所知很多企业，包括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当时都准备同时在A股和H股上市，但是根本不让A股IPO，而只好只在香港上市。

　　另一方面，建设银行去年在香港上市时是90多亿美元的发行额。而中国A股市场的承受能力还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发行量。当然可能在香港市场发行新股票对现有股票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在国内发行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应该承认香港市场不是香港人的市场，而是国际的市场，购买香港H股的机构是遍布全球的，国内市场的资金量不能与之匹敌。

　　蒋定之：目前一些商业银行选择到境外上市，这是商业银行根据市场情况做出的自主选择，当然这也是我国银行业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一种积极探索。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繁荣，我相信将会有更多的商业银行选择在国内上市。

　　作为外资银行，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力度？

　　伟凯文：在中国银行业的外国投资所占的比重是比较小的，外资股东希望他们能够控股，但是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只是换来中国银行的少量股份持有。现在外资银行知道他们在中国银行业所扮演的角色不是那么重要，但随着外资银行不断进入中国银行业，并且已经占有了少量的股份，他们的理念也在不断融入，也会将商业运作的规律引进到中国的银行运营过程当中。

　　在引进外资银行方面，中国政府应该做得更多，应该以更快的速度引入外资银行的竞争。并不是因为引进了外国竞争就能很好地改变和提高中国银行业的一些数据，而是这种竞争能够进一步改变中国银行的经营体制。引进竞争的速度越快，竞争的结果越好。同时，应该提高对外资所有的最低限制水平。我们现在虽然取得非常好的进展，但是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呼吁让更多的外资银行加入到这个过程当中。

　　息差靠不住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息差，这有何危害？怎样提高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

　　伟凯文：从以往来看，中国主要银行都是靠利息收入，其它佣金在收益当中占很小一部分，2003年只有不到8％，而92％都是从利息获得的。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正进行城镇化，中国人民的收入正在不断增长，这些都强劲的刺激了内需，需要银行提供更多的金融 产品，比如给家庭的汽车信贷、信用卡业务、保险业务以及更多的理财产品。所以中国银行面临着非常好的机会和市场空间来提升未来的盈利能力。当然还需要提高管理能力，并在公司文化上有所作为。

　　中国银行盈利能力的提高，仅靠单个银行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整个银行系统的改变。我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在利息方面进一步放权，给银行业提供更多可信信息；其次要把竞争引入到中国的银行业和金融业，实现优胜劣汰。

　　李剑阁：中国利率市场化步伐正在加快。中国的中央银行提出要在巩固和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政策的基础上，适当简化贷款的基准利率期限档次，推进长期大额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另外，将完善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建立适时动态调整再贴现率等央行利率形成机制。这意味着央行利率政策的自主性、灵活性将进一步增强。

　　央行通过推出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试点，加快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人民币利率互换市场的发展，可以提高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形成高效统一的债券市场，打通债券市场、货币市场、贷款市场和个人消费信贷市场之间的价格联系，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提高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同时，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利率互换能够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规避资产负债利率错配的风险，向客户提供不同利率结构的贷款和理财产品。

　　中国银行经营形态也正在进行改革。在金融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外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对我国金融业产生了影响，实现金融综合经营是我国银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试点”。尽管目前我国仍然实行分业经营，但是在金融业综合经营事实上已经存在。目前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一个是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业之间的业务合作；二是成立多种形式的金融控股集团。今后一段时期，随着试点工作的进一步推展，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的改革将会进入新的时期。

　　郑海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银行企业？在我看来，中国的银行收入主要来源就是来自于利率，不管是从经济的循环周期来说，还是从产业结构改变来说，都必须有多样化的收入来源才能降低风险。单纯依赖一种收入来源是非常脆弱的。应该允许银行进入其它金融服务领域，使得自己的风险能够加以分散，特别是在利率风险方面。中国利率放开的过程是很受人欢迎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压力。

　　风险防控仍需加强

　　自从去年黑龙江中国银行的案件出现以来，中国银行业的风险防控现状如何？监管部门有何新措施？

　　伟凯文：尽管中国银行业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信贷风险现在还没有采取区分的做法，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整个银行业改革全面的效果要在几年之后才能明显表现出来。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银行业要完全改变它的经营机制和职能。中国机构和有关部门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提高银行的竞争力，应该说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改革，根本性的改变。

　　顾家利：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现在融资能力更强了，但是信贷过于膨胀，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形成重要挑战。中国银行业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各省各市的分支落实政策时有一些不当的地方，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会影响银行在当地业务的进程。银行业改革如果和中介代理和其它领域的改革孤立起来，那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应该一起进行改革。

　　从中国进行融资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全球公司关注的重点，中国的资产价格也在不断攀升，并且很多跨国公司拥有中国公司的资产。

　　我的意见是在中国进行融资的话，现在可能是最好的时机。但是中国银行业还需要在某些方面改善，比如，实施国际标准、增强盈利能力、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改善管理等。

　　中国银行业面临过热的现象是非常突出的。有些人认为中国的银行资金过剩，但是不知道这个观点对不对。存贷款利率在中国是失衡的，中国还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第一季度新的贷款增加了126000亿美元，全年是235000亿，胡锦涛主席宣布了中国今年一季度GDP增长为10.2%，是非常惊人的。这些有可能是造成未来做出错误判断的一个基础。

　　李剑阁：这几年，中国银监会按照国际先进的监管理念，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内控管理，强化了风险拨备约束，加强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综合控制。银行资本充足率得到很大的改善，银行更加关注核心资本、风险集中度、不良资产和透明度问题。从2003年底到2005年底，我国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银行由8家增加到53家，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资产占银行系统的总资产比重上升到75％。从2003年底到2005年底全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从17.2％下降到8.9％。中国银监会从成立到现在时间不长，但已经在银行业的指导、监管、改革和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蒋定之：刚刚银监会召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银行业发生的案件总量比去年有一个很大幅的下降。所谓的“大案要案”，百万元以上的案件下降的幅度比较大，涉案金额下降幅度也比较大。总的趋势是很好的。

　　银行业出现一些风险，发生一些风险案件，应该说是国家经济转型并轨当中难以避免的。随着银行监管的加强，特别是随着银行自身风险内控的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内审的独立性、严肃性，减少像黑龙江中国银行的案子，从监管当局来说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郭树清：我们作为银行的其中一家，也会遇到很多案件，公众媒体都比较关心。现在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案件越来越多是我们主动发现的，而不是被动暴露出来的，这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出现意味着银行业的机制、内部的管理体制发生了实质性转变。

　　再有，现在发生的案件中，比重越来越高的是过去作案的，而不是现在作案时发现的。比如1995年、1996年或者是1999年、2000年以前的作案现在才发现，这也与过去大不相同。

　　客观上，银行也是一个风险行业，金融行业都是如此。据我所知，外国同行遇到的欺诈案件，涉及的违法案件的数量一点都不比我们少，甚至比我们还多。他们机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快控制损失，每个案件的涉案金额比较小，而我们的涉案金额很大，而且损失控制得不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中国银行业的工作报告评论，我个人感觉尽管有很多论点根据是对的，但是总体上对中国银行业的判断有一些悲观。

　　外汇新政

　　外汇储备会有什么变化？

　　李剑阁：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进一步优化，资本管制逐步放松。按照前不久中国中央银行的公告，三项经常项目的外汇管理政策得以调整，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基金公司、保险机构可以采取各自的方式，按照规定集合境内资金或购汇进行境外理财投资。央行新政对于减少外汇储备、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此举更大的意义在于，到今年底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之际，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自身的竞争力，也拓宽了金融机构盈利的渠道。

　　此前，中国外汇管理局已经表示今年将允许保险公司购汇进行境外证券投资，还将引导境内机构和个人外汇资金间接进入境外资本市场；同时逐步降低保险公司境外证券投资的准入门槛。而且研究境外资金在境内发行股票和存托凭证（CDR）等有价证券和跨境资金流动所涉及的外汇管理政策。同时外汇管理局还将规范境内居民持有境外股票和股票期权的外汇管理规定。

　　中央银行在今年4月1日开始在银行间引入询价交易（OTC方式），市场交易主体以双边授信为主体，通过自主双边询价、双边清算进行即期外汇交易。随着OTC方式的发展，将形成分层外汇市场体系，具备实力的大机构之间进行大额交易，同时为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实行这个制度之后，将进一步增强汇率的作用，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金融创新、银行间的衍生产品建设也开始加速。目前中国政府准备筹建金融期货交易所，在时机成熟时将推出股指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

　　央行提出，将进一步完善多种交易方式并存、分层有序的外汇市场体系，积极推出新的外汇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以有效控制风险为前提，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丰富企业和个人规避汇率风险的金融产品。

　　目前看来，外汇市场的多层次以撮合交易方式为主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继续发挥作用。为了提高效率，今后要转向无形市场和有形市场交易结合，重点发展无形市场。在交易方式上，发展的重点是为了应对灵活的汇率所需要的远期交易和新的风险管理工具。

　　伟凯文：在将来二三十年内，中国的银行将会在世界上进行扩张，并且要遵循国际上的一些标准和规则。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将会对中国市场和其它市场成为一个主要的增长动力。但在近期我的估计，中国银行首先应注重在国内的发展，这也是我的建议。中国的银行在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肯定会更有竞争力。国际上的一些银行是在本国最有竞争力的，中国银行也不例外，肯定会做得最好。中国主要的银行已经开始走向国际，也希望其它的地区能够继续遵循公平贸易和其它的一些规则，希望中国银行能够遵循这些规则。

(责任编辑：陈晓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