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农村必须重视产业支撑

　　——访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执行院长彭真怀研究员

　　王东海

　　产业支撑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着力点，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执行院长彭真怀研究员以大豆产业为案例，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提高大豆产业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避免大豆产业受到更大冲击，彭真怀院长向中央建议，“十一五”期间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由农业部牵头，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铁道部、卫生部、质检总局、环保总局等有关部门，打破狭隘的部门利益之争，共同制定我国大豆产业“十一五”振兴计划和配套政策，把大豆种植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把发展大豆加工业作为发展和振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此，记者采访了彭真怀院长。

　　记者：最近，您就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特别是以大豆产业为案例，提出新农村建设必须有产业作支撑。这个提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请您谈一谈好吗？

　　彭真怀：新农村建设没有产业支撑不行，因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顶多是表明热闹。以大豆产业为例，作为重要的植物蛋白和植物油原料，大豆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为21世纪的最佳保健食品，是全世界发展最快和商品率最高的作物，也是贸易额最大的农产品。在1949～1999年的半个世纪，全球大豆种植面积增长5.6倍，达到7 205.2万公顷；产量增长11.3倍，达到15 774.4万吨。在人类跨入二十一世纪的2000～2005年，大豆国际贸易额每年都超过170亿美元。

　　作为大豆的原产国，我国大豆种植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并与茶、丝同为三大出口名产远销世界各地。除青海省外，我国各地均有大豆种植，是世界上大豆品种最全、最完整的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创造了大豆，大豆养育了中华民族。1995年以前，我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1994年一度达到了出口110万吨的历史最高记录。

　　记者：说起我国从大豆原产国到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这个转变过程，许多有识之士甚至都拍案而起。这种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彭真怀：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这么跟你说吧：从1996年开始，我国进口大豆平均每年递增350万吨左右。2005年进口2750万吨，同比增长32.4%，贸易逆差超过76亿美元。相比之下，国产大豆总产量2005年仅为1700万吨。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有外资背景的企业2/3以上的原料依赖进口大豆。严重的问题并不在这，那么在哪呢？有人认为大豆产业的利润在加工环节，这就错了。大豆产业的真正利润在国际贸易环节。以美国ADM、新加坡WILMAR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在2005年加快了收购内资大豆加工企业的进程。特别是大连华农集团被ADM收购30%股份以后，各家跨国公司争先恐后，纷纷向内资大豆加工企业发出收购信息。值得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大规模收购的真实意图，并不是想通过大豆加工环节赚取利润，而是为了保证向我国进口大豆渠道畅通。用他们的话说：“我们要把80%的投资用在消灭对手上，把20%的投资用在合作上”。内资大豆加工企业开始逐个成为跨国公司垄断我国大豆市场的挡箭牌，这种状况与印度胡椒业被垄断的过程极其相似。

　　必须承认，国产大豆难以满足市场大幅度的需求，使大豆供需之间产生巨大缺口，是导致大豆进口数量激增的直接原因。美国大豆协会预言：“从长远看,今后1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中国需要大豆及豆制品量将超过美国的供给能力。”这无疑是对我国大豆产业的直言告诫，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十一五”期间国产大豆没有大幅度的增加，就只能继续依赖进口满足我国不断增长的大豆需求；如果跨国公司对我国大豆进口形成垄断，不仅会毁掉我国的大豆产业，而且直接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一个明显的实例就是，ADM收购大连华农集团30%股份后，就掌控了华农70%的大豆采购权。内资大豆加工企业已连续三年出现全行业巨额亏损，许多企业因原料不足接近破产的边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跨国公司却在这一时期通过国际贸易环节获得了丰厚利润，并绝对拥有了对我国进口大豆的定价权。据我研究，我国大豆市场80%的话语权受制于人。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扭转，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情况，商务部、农业部等主管部门应该说注意到了。我国1996年开始对进口大豆实行配额管理，但在操作过程中形同虚设。进口多少大豆事实上主要由跨国公司操纵，对大豆进口只征收3％的关税。加入WTO后，我国对大豆及其加工产品的进口也没有列入关税配额管理的产品行列，具体标准是大豆进口关税为3%；豆粕进口关税为5%；对豆油进口在2005年前有配额保护，2006年放开后关税为9%。因此，不能用关税配额准入手段对大豆及其加工产品的进口进行限制。

　　记者：每年要进口大豆2000万吨以上，这是不是意味着国产大豆在品种和质量上有问题？我们的科研力量跟不上吗？

　　彭真怀：是的，我们的科研力量非常成问题。面对我国大豆产业的危机现状，以追求粮食产量增加为目标的农业科研，仍然投向了小麦、玉米和水稻等高产粮食作物，大豆的科研经费严重不足。同时，各地在作物品种推广中，纷纷把重点放在对粮食增产明显的小麦、玉米和水稻品种方面，大豆品种的推广受到普遍忽视。全国小麦、玉米和水稻的品种已经更新了几十次，大豆主产区的许多农民却仍在沿用几十年前蛋白质和含油量混用的老品种，产区规模小，分散作业，农户各用各的品种，难以形成大批量品质整齐一致的大豆。据我分析对比的情况看，美国大豆平均亩产178公斤，巴西180公斤，阿根廷173公斤，我国仅为110公斤。大豆品种改良、技术开发和推广方面投入不足，限制了国产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影响了大豆单产和总产的增加。

　　在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大豆是我国目前唯一有巨大供应缺口的农产品，国产大豆供应不足导致进口持续增长。我认为有必要强调的是，全面提高豆农素质是“科技兴豆”的前提。我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要做到科学种豆，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的大豆产业，需要培养大批有知识、有经验的劳动者，学习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适应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减少农业弱质性和风险性的威胁。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大豆产出不足的重要一环。同时应当承认，我国传统的大豆加工普遍存在着规模小、效益低的问题，加工工艺落后，设备陈旧，用现代科学技术加以改造仍具有很大的潜力。我还注意到，目前大豆统计工作非常混乱，种植面积不准确，导致单产和总产量有误，豆粕和豆油产量没有统计，基本依靠估计数，统计失误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应建立科学的统计方法和制度。

　　记者：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在我国大豆主产区东北，一些农民都不大乐意种大豆，他们更愿意种玉米、小麦和水稻。这是为什么呢？

　　彭真怀：回答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因为大豆是弱质产业，属于土地密集型农作物。我国的大豆种植户只有1～2亩的平均规模，即使土地资源丰富的黑龙江，专业农户的规模也只能达到150亩左右。相比之下，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土地资源丰富，大豆的农场生产规模都远远超过我国。以美国为例，1978年农户的种植规模为1 701亩，1992年则上升为2 220亩。种植规模的扩大，使得美国农场主获得规模效益，大豆种植成本大大低于我国。按完全的种植成本比较，我国大豆种植由于规模狭小，无规生产，无标种植，成本比美国高33%，处于依靠物质投入的数量粗放型状态，迫切需要改善种植环境，提高社会化、专业化服务水平。

　　科学研究表明，大豆富含蛋白质和油脂，是粮食作物中唯一一种两项指标都高的作物，大豆的品质主要由蛋白率和出油率决定。与进口大豆相比，国产大豆的出油率为16%～17%，而进口大豆的出油率一般在19%～20%，相差2～3个百分点。大豆的出油率每差一个百分点，加工10万吨大豆，其效益就相差1 500万元左右，这也是造成进口大豆激增的原因之一。同时，使用国产大豆的企业先天有三大缺陷：一是用贷款收购国产大豆，然后储备起来慢慢消化掉，一年的资金周转只有两次，贷款的利息每吨需要70元。如果使用进口大豆，可以利用国际信用证运作，可使资金周转达到8～10次，收回成本周期很短，贷款利息每吨只有20元，二者有50元的差距。二是内资企业收购千家万户农民的大豆，有收购的短途运费、包装费以及二次倒运的费用，还有房屋、场地、设备等费用，使得每吨国产大豆的成本为75元。相比之下，在沿海进口1吨大豆的成本为25元左右，这是第二个50元的差距。三是东北、华北是大豆的产区而非销区，而大豆行业的竞争起跑线在东南沿海，东北大豆运到沿海的运输成本是每吨70元。如果在沿海进口大豆则不需要付出这70元的成本。这三大缺陷加在一起，使用国产大豆加工要比在沿海使用进口大豆多出170元，并且无法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和质量升级而扭转。因此，使用国产大豆的内资企业无法与跨国公司进行平等竞争。

　　记者：我国人口多，解决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这是不是也影响到了大豆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彭真怀：对，无粮不稳嘛。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产地，但自60年代起被美国取代，1974年和1998年分别被巴西和阿根廷赶超，成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这源于我国长期面临粮食供给不足问题，农业生产的中心任务是增加粮食产量。尽管把大豆作为粮食归类统计，但大豆生产并未得到象小麦、玉米和水稻等大宗粮食作物那样的重视，忽视了大豆的高品质、高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由于片面追求粮食产量，多种大豆会在计算上出现粮食单产和总产同时下降的情况，直接影响粮食生产任务的完成。特别是实行“粮袋子”行政首长负责制后，大豆种植面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保证。过去40多年来大豆种植面积下降10%以上，现在仅仅占全球大豆种植总面积的12%。

　　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大豆产业的发展缺乏一以贯之的政策配套支持，以致国产大豆缺乏竞争力。具体表现在生产规模小，生产条件差，各地一直以来把大豆作为轮作倒茬作物种植或在山坡地、边角地上种植，对大豆种植粗放，存在着不管理、不施肥、靠天收获的现象，没有形成大豆产业带。大豆平均亩产110公斤，不到小麦的1/2、玉米的1/3、水稻的1/4，收益明显低于种植小麦、玉米和水稻，单产低。以黑龙江省为例，全省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占我国的1/3，但多年来种植大豆的每亩净产值比种玉米低45元，比种水稻低195元，农民选择种玉米和水稻而不愿种大豆。我的结论是，我国大豆产量一直在每年1500万吨左右徘徊，是大豆单产低和种植面积少双重作用的结果。

　　记者：有人说我国是国际大豆价格的哄抬者，这种说法是怎么形成的？真有这么严重吗？难道我们在行业规范上就没有什么举措吗？

　　彭真怀：你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到了点子上。我在这次调研中感到十分痛心的是，尽管近年来我国进口大豆占世界进口总量的1/3，却不但没有成为国际大豆价格的主导者，反而成为国际大豆价格的哄抬者。这固然有跨国公司从中操纵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在大豆产业上的多头管理，行业主管部门在大豆种植、购销、进出口、加工等环节上形不成合力，内耗严重。我国制造业的行业协会发展相对较快，而在农业方面则相对落后，缺少一个反映大豆产业整体利益的行业协会，是影响我国大豆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WTO对各成员国政府行为加以严格约束后，行业协会在国际贸易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某一行业的主要管理者和组织者，为其会员解决贸易难题，处理贸易纠纷，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美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各种农产品上美国都有自己的行业协会。

　　内资大豆加工企业曾经在2003年发起成立中国大豆协会，希望充分利用国产大豆的优势，成立一个由企业主导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实行“民营、民管、民受益”，维护大豆行业的整体利益。但这一建议首先遭到了来自商务部的反对，主要理由就是挂靠商务部的中国食品土畜产进出口商会已有一个大豆分会，没有必要重复设置；农业部作为主管单位名不正、言不顺，农业部是管种植业的。但真实的背景是，中国食品土畜产进出口商会大豆分会的主要职能，是协调大豆进出口贸易，甚至掌控豆油进口配额。反对成立中国大豆协会的，还有来自国内最大的粮油进出口加工企业——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粮集团）。中粮集团旗下6家大型企业——东海粮油(张家港)、黄海粮油(山东)、北海粮油(天津)、东洲油脂(广州)、大海粮油(广西防城港)和渤海油脂(山东)，都是中粮集团联合美国最大的粮油加工企业ADM公司和新加坡WILMAR公司共同投资的，主要以进口转基因大豆为原料。中粮集团不仅是中国食品土畜产进出口商会大豆分会的主要会员企业，而且是我国最大的进口大豆消费用户，仅东海粮油一家企业，日加工进口大豆就达1.2万吨，每个月需要进口大豆36万吨。黄海粮油、北海油脂、大海粮油、东洲粮油等企业加在一起，日加工进口大豆也在5000吨以上。进口大豆成为中粮集团一个关系企业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为了保证连续生产，中粮集团必须依赖进口大豆，并利用期货市场为其巨大的采购量保值。于是，关于成立中国大豆协会的建议，就违背了发起者的初衷，被错误地演变成用国产大豆还是用进口大豆作原料的加工企业之争，最终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声中搁浅。

　　记者：我国大豆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动权正在失去，有什么办法或者什么途径可以避免吗？听说您为此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彭真怀：也没有必要那么悲观。对于我国大豆产业，我们既要头脑清醒、冷静应对，也要抓住机遇、知难而上。净出口和净进口额，是反映一个国家某种产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1996年以来，在我国大宗农产品出现供大于求、需要大范围调整种植结构的情况下，大豆成为进口量最大、用汇最多的农产品，净进口额不断增大。大豆自给率的持续下降，对我国食用油加工业、饲料工业和畜牧业都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规避这一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十一五”期间增加大豆产量，提高大豆质量，降低大豆生产成本。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依靠广大豆农和大豆加工企业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战略层面对大豆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

　　我带着由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组成的课题组，通过实地考察调研，以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形成了一份重要的对策性研究报告上报党中央、国务院。这份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影响我国大豆产业发展的种种不利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大豆产业发展的12条政策建议，包括实施大豆振兴计划、调控大豆进口规模、制定大豆补贴政策、扶持大豆龙头企业、推进大豆科技创新、建立大豆种植基地、优化大豆产业布局、鼓励大豆精深加工、打造大豆绿色品牌、实现大豆出口创汇、整顿大豆流通秩序、规范大豆行业自律等。希望这份报告能够引起党和国家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彭真怀院长简介

　　彭真怀，法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执行院长，政治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兼职教授。从1996年开始研究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战略，因较长时期关注西部大开发被称为“彭西部”，获“第三届蒋学模经济学奖”。他的主要研究成果为：在西部12省区市主要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主编《中国西部大开发年度报告》，作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学员必读书目；主编的《西部决策参考》和《振兴东北决策参考》，对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的政策执行和政策实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获得了较好的评价；他提出的“建立军民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直接影响了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陈至立同志有过重要批示；他提出的“民营企业参与西部大开发的26条政策建议”，贾庆林、黄孟复、胡德平等领导都作了批示，直接推动了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最近，他跟踪调研全国重点镇基础设施贷款试点工作，对开发性金融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的成功实践作出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国家开发银行陈元行长在今年4月25日的批示中说：“我完全同意”，并指示评审三局、发展局和培训局与北京大学进行全面合作。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