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甲医院创新“药事委员会”审批制度

　　本报记者 郭艾琳 发自上海

　　干了十多年医药销售的王力最近选择了“引退江湖”。

　　今年年初，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反商业贿赂运动，席卷了各个行业，医疗行业首当其冲成为重点整治对象。现在，王力所在的医疗器械销售公司生意实在不好做，而更重要的是，十多年的“带金销售”生涯，让王力心感不安。

　　在这个节点上，王力选择了退出。

　　“如今，公司里的新手根本找不到与医生和药剂科主任见面的机会。而医生们为了避嫌，像我这种资质的人现在找他们吃顿饭也不容易。”王力说。

　　如今，“退役”后的王力自己办起了网站，将以前自己从事医药代表时接触到的医疗行业内幕一一揭露。

　　“我只是希望能借助这样的方式，让患者知道更多的内情。”王力说。一顿饭打通的销售路径

　　医药代表通常通过两种手段打通医院的各个环节：学术活动或“带金销售”。前者是通过举办学术活动，为医生增加学术分数，后者便是通过金钱贿赂打通关系。

　　王力虽算不上是上海医药界“带金销售”的开山鼻祖，但至少也是个“引领者”。

　　上世纪80年代，王力进入一家外资药企当销售员。当时药品销售已经存在给医生“临床观察费”的行业惯例。

　　“按照当时的行规，我们每卖掉一支27元左右的药品，会给医生0.6元的‘临床观察费’，但给这笔钱时，需要打报告，让医生填写使用量、使用效果，还要医生签字。现在看来，简直就是笑话。”王力说。

　　2年多后，王力所在的公司重新制定了在中国的高额销售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经过酝酿和商量，王力主动向公司高层提出了给医生送礼品、给回扣的建议，高层对此给予了默许。

　　当时，王力向手下10个销售人员制定了一个强制性规定，每人一个月必须在医生身上用掉1万元的“交际费”，以打开销路。这样的规定，让下属顿时很着急。“一开始，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觉得这钱根本用不掉。”

　　帮王力打开销售局面的，是1989年的那顿饭局。那一年，王力在衡山宾馆宴请了上海所有主要医院内科界400多位医生。

　　“当时的标准是500元一桌，每个来的医生还附带赠送15元的打车费。当时，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来了。”

　　一顿4小时的饭局，让王力所在公司的销售局面顿时大开。随后，销售人员学会了送医生“金利来”领带、出入大小饭店吃饭、在“临床观察费”外给额外的回扣等多种手段。

　　“我们的药品一出来就被抢光，几乎每家医院都用我们的药品。”王力回忆道。

　　王力的做法不多久在行业内传了开来，而且愈演愈烈。“后来，几乎所有的药厂都这么做了。”

　　商务部公开资料显示，全国药品行业的商业贿赂和回扣，每年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行业税收的16%。反商业贿赂下的联合抵制

　　十多年的销售经验，王力已是驾轻就熟。在王力“退役”前，他所在的人工关节销售公司，每卖一个进口人工关节，给主刀医生回扣已达到几千元。

　　然而，这场全国反商业贿赂风暴，却刮得各个医药公司有些措手不及。

　　4月份，卫生部印发了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医疗机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收受财物或回扣等行为将成为重点整治对象。而行贿企业一旦被查处并列入“黑名单”的，两年内取消其参加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招标投标的资格，医疗机构不得采购其产品。此前也有消息称，《刑法修正案》草案已经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医疗机构的药品、器械采购中的商业贿赂行为亦包括在其中。

　　“我们医院的药材科原先一周要接见一次医药代表的，现在这个制度已经取消了。”上海长征医院副院长缪晓辉说。长征医院是上海的一家三甲医院。

　　为了抵制回扣现象，如今，一个药品要进入医院销售渠道，必须经过层层审批，并不是随便哪个医生就能说了算的。

　　在记者采访中，好几个三甲医院都采用了“药事委员会”审批制度，该委员会由医院领导和各使用科室主任组成。按照医院规定，相同种类、相同剂型(量)的药品，每次进口和国产的产品只能各进一种，由各使用科室向“药事委员会”打报告，列出该药品的价格、性能以及和同类产品比较其优势等各项内容，再经过委员会讨论一致通过才能够得以批准。

　　而这样的严格制度，让医药代表无从“下手”。

　　“以前，找到一个科室主任，或者药剂科主任重点公关一下就可以了，可现在，需要搞定的是一大帮子人，你叫我怎么办啊。”医药代表小宋很无奈。

　　这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小女孩，早就听说医药代表奖金多，好赚钱。然而等到她入行时，局势却今非昔比了。医药代表的观望

　　然而，尽管反商业贿赂风暴愈刮愈烈，但像王力那样选择退出的医药代表却寥寥无几。更多的人在观望着这股反贿赂风到底能刮到什么程度。

　　“尽管我们一直在抵制医生收受红包、回扣行为，但至今，这种现象还是不可能停止。”缪晓辉表示。

　　虽然，每个医院都明确规定医生一旦被查出有受贿行为，都会受到罚款、记过、甚至转业的处罚，但很多医生还是会钻没有关键性证据的漏洞。

　　在长征医院，同一个医生只要被举报三次，即使没有真凭实据，也会被院领导找去谈话。但面对这样的情况，所有的医生都一致对举报内容予以否认。

　　“没有人会傻到在收取贿赂后，在医药代表的小本子上签字，即使医药代表有记录，单方面的证据也不能说明问题。”缪晓辉说。

　　王力说，虽然反商业贿赂对医药代表来说，以回扣打开销售局面的形势不容乐观，但医药代表要给，还是会有办法的。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力”为化名)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