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 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矛盾的中国。一方面，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为全球之冠，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两位数增长，百姓的人均收入也已经越过了1000美元大关；但另一方面，百姓的幸福并没有和GDP的增长速度同步上升。相对于私人产品的丰富乃至过剩，公共产品的短缺已成为当前大众不幸福的根源。温家宝总理坦承，他遗憾的是没有解决好百姓极为关注的住房等问题。显然，大众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这些问题都已成为中国显性的公共问题，并构成百姓痛苦的关键。

　　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之后，人民对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环境、安全等方面需求会越来越迫切，反应也会越来越敏感。遗憾的是，在过去25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改革的取向更多重视发展私人部门以提高市场的效率，但对于自身的改革却做得不够，尤其是对于全社会需求越来越迫切的公共产品的重视不够、供应不足。

　　以住房为例，本来，住房市场化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市场化更好地解决一部分民众的住房需求问题，与此同时，其他人群的需求也应该在公共方案中一并予以考虑。然而，一旦城市化过程中的所谓房地产市场化改革演化成了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瓜分公共土地资产的工具，房地产业实际上就成为了一架巨大的不断制造贫富差距，不断制造开发商的赌徒心理与平常百姓的绝望心理的可怕机器。

　　本来，中国的住房货币化就是要改变住房的分配方式，但不应该全盘否定住房福利，因为福利分房作为一种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制度，是市场经济各国普遍实行的一项社会福利制度。遗憾的是，在实行货币化分配过程中，政府迫不及待地将福利分房者们赶到了市场上去，同时疏于对低收入大众群体的住房保障，政府所采取的实物配租、租赁住房补贴、经济适用房等公共住房保障方面的政策只是杯水车薪。

　　说到底，市场的转型是迅速的，政府的转型是缓慢的。通过市场化掏老百姓的口袋来拉动经济增长是积极的，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的供应来保障民生是被动的和消极的。这使得中国的发展变成了温家宝总理讲到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跛足的发展。如果政府不能从“经济增长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如果经济增长永远是政府第一位的关注对象，民生的考虑却被忽视，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就会越来越变形，越来越远离公众，成为公众痛苦的一大伤口。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从长远看没有高效率经济发展不可能实现社会公正，但是没有社会公正，经济效率也不可能长久维持，经济增长甚至会在社会危机爆发的火山口上一朝断送。

　　现在，各地都在倡导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并出台了种种举措。但从结果来看，收效甚微，基本上只停留在办事效率方面的改进等细小的方面。既然城市中70%的居民都没有能力购房并因此陷入不能安居的痛苦之中，既然教育、卫生、就业早就成了大家公认的百姓最忧心的问题，那么作为民众利益代表及公仆的各级政府，就不妨从政治文明以及和谐社会的高度重新认识这些问题，并重新出发！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