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贾林男辜王景

　　今年两会后，“新农村建设”五个字热得发烫。刚刚闭幕的全国工商联九届八次常委会上，也做出了《关于〈全国工商联关于组织、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的决议》，这表明民营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热度也在升高。

　　然而，一个看似简单，却少有人说清的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究竟“新”在哪里？

　　记者在常委会采访期间，来自企业家、学者的答案并不一致，但有一点得到了他们的共同认可：即农民一定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如果发挥不了农民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而形成“政府热、农民冷”的现象，新农村建设只会流于形式，最终无疾而终。

　　要重“农利”，不要重“农力”

　　“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对于8亿农民如何在这场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积极性，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不无担心。

　　“过去把‘三农’叫做问题，现在则叫建设。”他认为，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就是新农村建设的新意所在：“把‘三农’作为问题来看就看扁了，现在应该做的是积极引导、发动农民，改善他们自己的面貌。”

　　而“引导”、“发动”农民是否成功，也将决定新农村建设的成败。

　　历史教训已经不少。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对记者表示，中国的农民问题之所以始终没有解决，就在于没有认真考虑农民本身的利益。

　　他在《新农论》一书中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农业政策都是“重农力而轻农利”———以索取为前提的重农政策往往是越重农，农民越穷。

　　上个世纪，无论是晏阳初的定县试验，还是梁漱溟的邹平试验，以“乡村建设”为名的运动也搞了不少，之所以最终都乏善可陈，在于它们都是由农民以外的外力发动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有一种致命的“自负”，总是试图把自己的计划、规划、设想强加于农民，并漠视农民的自由与权利，或者用法律和政治手段限制农民的选择权利。

　　“只有使农民把新农村建设当做他们自己的事业来做，才能使新农村建设爆发出强大、持久的活力。”徐冠巨说。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也似乎没有走出这样的怪圈：在各种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研讨会、论坛上，企业家、专家往往高谈阔论，却独独缺少了农民。

　　警惕运动式大拆大建

　　正是因为历史上的教训，“新农村建设”越热，也越令人忧虑。

　　日前有媒体报道，某省提出了镇

　　村布局的新规划，计划将目前全省20多万个自然村缩减至4万余个。理由也似乎很充分：自然村规模小，居住分散，造成土地浪费，也不利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但问题是，地方政府会不会借机牟取自己的私利？

　　虽然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新农村建设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方面，并要求“以人为本，从农民最希望、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那些生产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入手”；然而，由于不可避免的利益和政绩“冲动”，会不会将新农村建设变成大拆大建甚至是残酷的征地运动？

　　“建设新农村”的首倡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两会期间就曾表示，他最担心的就是让农民拆房子、盖新房。“在规划新村的过程中，不要乱拆农民的房子。农民的房子是私有品，新农村建设是公共用品的建设，不应该将私有品充公。”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冯书泉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当时韩国政府确定的工程项目，都是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切实可行的项目，改善生活的作用立竿见影。

　　“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政府在制定、执行政策过程中，能否真正地尊重农民的尊严、知识、自由与权利，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冯书泉说。

　　授人以“渔”

　　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的办法，不光是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这个“渔”，就是教育、科技。

　　徐冠巨就呼吁，社会对新农村建设应该转变观念，不能一提农村就是粮食问题。他表示，目前，将科技投资于农业被认为“无利可图”，所以政府最该重视的应该是对农村的科技投入。“既然每个村都在搞基础设施建设，那为什么不能让每个村都有个农机园，每个乡有个农机所，每个市有个农机院？”

　　韩国人自己认为，“新村运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他们认为新村教育是“新村运动”的核心。韩国在1972年成立研修院，负责培训“新村运动”的骨干。培训内容涉及地区开发、意识革新、经营革新、市民教养等内容。韩国还在村村都建立起“村民会馆”。通过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培养起了“自立、自助、勤勉、协力”的思想观念。

　　重庆立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则提醒，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投入要务实，从小事做起，不能操之过急。“新农村的培育与建设，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发展过程，要想一口吃成个胖子的想法与做法，是十分有害的。”（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