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的中国，城市里的房产所有者已经拥有房产证这样的所有权证书，虽然土地使用权只有70年，但房产是100％拥有的，它界定了房产所有者的权利。有了证明自己权利的权证，房产所有者不仅可以理直气壮保护自己的房产，也可以出租获得租金，或通过出售房产获得资本收益。城市居民已经从正规的所有权体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在房产的出租和交易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增长。

　　但在农村中国，农民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是30年，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是50年，而由于办理房产证的成本很高（有的地方高达几千元之多），阻碍农民办房产证，使许多农民的房产基本上处于无所有权文件的状态。这样，有限的土地使用权、没有权证的房产，都是残缺的产权，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很难通过出租或出售获得本该获得的收益，农民几十年积累的资产就成为僵死的资本。在这样的状态下，一个本来有一定资产的农民只能受穷。让农民的资产有一个普遍的所有权表述形式，也许是真正为农民着想，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渠道。因为一个有权证的房产与一个没有权证的房产，会直接影响其中资产的价值。

　　人类社会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并不是有形的、看得见的。如果不把有价值的东西表述出来，这些东西就没有价值。时间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没有发明沙漏、钟表、日历，时间就会处于隐形之中，也就无法好好利用。电视信号散布在空气中，如果没有电视机把它接收解码，转换成节目，那些信号就没有价值。资产也一样，资产中蕴涵着资本，但如果没有一种合适的表述方式，这些资产中的资本只是一种潜能。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表述出来，一直是人类孜孜探求的。所有权制度、公司股票制度都是人类用来表述资产中的潜能而发明出来的制度。用所有权文件来对资产进行表述，就能从资产中发现和提取资本，而且使资产获得保护并具有一种普遍的属性，可以离开特定的区域和人群在更广泛的空间和人群中交易，就像股票交易一样。

　　如今，在三农问题的讨论中，农地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不少人认为土地是农民的保障，为了防止农民卖掉土地，不能私有化或者使用权永久化。而另一方认为，为了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使农民从土地中受益，土地最好私有化或使用权永久化。如果我们把视角从农村转到城市，我们就会发现，离开土地的农民，到了城市后，成为弱势群体的主体。农民在自己的村庄里，多年劳作，也建有房屋。他们在家园积累的资产，难道就不能转化为他们在城里打工的资本吗？

　　如果农民的土地私有化或者使用权永久化，农民的房产有正规的所有权文件，那么农民离家到城市去打工之前，他至少可以出租他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拿到一定的进城资本，用于职业培训或做点小买卖的起步资金，不至于进城时一无所有或负债经营。当在城里有了固定的工作和住房后，就可以卖掉农村的土地或永久使用权，以全国性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地方价格卖掉持有房产证的房屋，把多年积累的资产转化为经营的资本。如果农民进城前，能从现有的资产里获得资金的话，作为弱势群体的民工是不是就会少多了呢？

　　问题在于，30年的土地使用权和没有房产证的房屋的产权是残缺的，这种残缺的所有权无法获得一种普遍的所有权表述形式，这些资产也就不能进入全国性市场进行交易。改变农民在农村资产的产权残缺状态，是农民改变当前贫穷的状态最省事的方式。只有让农地私有化或使用权永久化，农民对土地有100％的支配权，只有降低办理房产证的成本，使农民的房屋获得正规所有权文件的确认，那么农民现有资产中蕴涵的财富，其数量就会几倍几十倍超过现在。据德·索托的提供的数据，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穷人在最近40年里积累了上万亿美元的房地产。只是没有确认其资产中的潜能，这些资产便是僵死的资本。如果这些资产获得所有权文件，僵死的资本就转换成了活跃的资本。

　　由于所有权制度把包含资产的物质变成明晰的权证，使得“物”与“权”分离。离开了“物”的“权”（right）可以进行普遍的、票据化的交易，原来那些不能移动、不能分割的资产就可以变成无限分割的股份。一栋座落在山区里的房子，有了全国性的房产证，它可以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交易，它也可以成为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一部分，由无数的基金持有者以股份形式分散持有。简便的交易手续和低廉的交易成本，将加快资产交易的速度，资产频繁交易必定带来财富的巨额增长。10亿农民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旦从僵死的资本变成活的资本，不仅对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动力。

　　从完整的产权和创造资本的角度来看，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或永久使用权，给农民的每栋房屋以普遍形式的房产证，这才是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这才是中国社会对三农问题的真正关注和部分解决。

　　2005-10-26

　　刊登于《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时报》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