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著名思想家德·索托在其《资本的秘密》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受邀到印尼参加一个关于资产所有权的研讨会。在会议期间，他到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巴厘岛旅游。在巴厘岛的稻田里散步时，每当他穿过一个农场走进另一个农场时，都有不同的狗在叫，这些不同的狗守护着它们主人的田产，每当有陌生人跨过其主人田产的边界的时候，它们就会发出叫声。外人到这个地方来，是不知道这个地方的田产边界在哪里的，但是这些狗知道，它们很清楚它们的主人控制着哪一块地产。他以这个故事告诉印尼的官员们，要建立正规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需要倾听狗的叫声。

　　政府部门要确立一种资产的合法所有权，有时候并不像想象的这么简单，尤其在转型国家和广大的乡村更是如此。在乡村，人们祖祖辈辈在一个地方生活，他们自己有一套确立财产关系的习惯、风俗，这种习惯、风俗未必形成一种文字性的表述，外人在短时间内可能难以理解，但当地的人都遵从这种习惯、风俗。这种习惯、风俗可以说是一种民间惯例、社会契约，是一种“人民的法律”，能从“狗的声音”中辨别出来。

　　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公有财产、私有财产互相掺杂，使得经济的成分无比复杂。有的企业是直接利用国家的资本发展起来的，但企业的发展壮大主要得力于几个主要的企业创始人；有的企业完全是由个人投入资金，但是由于当时法律不允许私人企业存在，只得挂靠公有制单位，即所谓红帽子企业。这样的企业积累的资产完全是由私人劳动所得，跟挂靠单位没有什么关系。有的企业由政府扶持，但企业创始人在企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搞清楚这些企业的资产所有权，给贡献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报酬，时过境迁，似乎很难厘定清楚。如果按照现行的正规法律体系，很多个人对企业的所有权可能是不合法的，但根据这个企业的发展历史，按照企业在当地发生的契约关系，个人对企业对资产的所有权具备足够的合法性。

　　在中国乡村，个人为了某种需要进行集资是民间习惯认可的，借款人之间根据乡村惯例订立借款的利率，在当地风俗中并不违法。同时，中国民间也一直有借高利贷的传统，个人在急需资金时跟邻居借高利贷是很正常的，借贷双方接受，当地人也都认同，并不认为违法。个人集资和借高利贷都是中国上千年的民间金融形式，它们对于民间资金的融通，在短时间内创造某一些人必需的资本，对地方经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现在的金融法规规定，个人集资和高利贷都是违法的。

　　显然，在以上这些案例中，正规的法律体系与地方的社会契约之间并不融洽。该如何对待这两种不同的规范呢？如果不能把民间订立的社会契约纳入正规的法律体系，大量的不合法资产就会隐藏起来，那些庞大的资产就不会广泛地参与交易，不合法的传统金融交易就会减少。这样的话，将大大减少资产变成资本的机会，长此以往，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

　　中国从完全的公有制转变为一个可以拥有私有财产的国家，确立资产的合法所有权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德·索托说：“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法律并非来自……政府的正式法律全书。它是诞生于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产物；早在它进入专业律师手中的时候，它是先由小人物们制定的。人们必须先发现法律，然后才能将其系统化。”法律条文不能是法律专家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研究和制定出来的。它要从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去发现，就像从狗的叫声之中发现当地地产边界一样。

　　正规的法律往往跟民间已有的社会契约相悖。虽然正规的法律体系有强大的约束力，但如果跟已有的社会习俗相悖的话，这种法律规范会受到普遍的抵制，造成法不责众的局面。民间已有的风俗和契约如果不能得到认可，那么资产的效用就表达不出来。从西方的经验来看，他们先是“倾听狗的声音”，了解民间的社会契约具体情况，找到和正规法律对接的地方，把不合法的民间契约纳入正规的法律体系。而不合法资产一旦纳入有强大约束力的法律体系， 这些资产便获得了普遍交易的可能，就可以不受地方局限进入全国的市场交易系统，畅通地创造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

　　今日中国在资产厘定上的困难，导致国企改革难以进行下去，其中的难题在于不能肯定民间习俗和社会契约。很多情况下，不能倾听狗的叫声，不是去看资产发展的真实历史，而是以远离现实的法律条文来判定这些资产的性质。在这些不合法资产不能纳入正规法律体系的时候，它们就不能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做贡献，相反，这些不合法资产可能会隐匿，甚至一些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转移资产，使现有的企业衰败或者倒闭。

　　学习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把不合法的民间契约纳入正规法律体系是当前中国厘定资产的要务。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但是只要国家认定这条道路，就能找到成功实现不合法资产纳入正规法律体系的技巧。这样的事情是最值得一试的，因为按德·索托的说法“正规所有权制度的最终目标是把资本交给全国人民。”

　　2005年10月20日

　　刊登于《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时报》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