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单采血浆站的违法操作曾给河南省带来一场艾滋病危机，河南单采血浆站随后全部关停。10年后的2006年，贵州省拥有25家单采血浆站，列各省之冠，年供血浆量占全国市场的近四成，并多次发生血浆站重大违规案件。

　　在无法找到血浆制品类药物替代品的情况下，该如何正视由此而生的“血浆经济”现象？今年4月卫生部签发的《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能否成为解决之道？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每个月能多‘卖’几次。”来自惠水县鸭绒乡水冲村的班建设（化名）说，“但是现在每个月最多两次，按规定中间必须至少间隔14天。”

　　在遥远贫困的贵州山区，不少老百姓都知道这种简单的“赚钱”方法，即到县城里的“单采血浆站”去抽血浆。尽管政府一直把这样的行为叫做“献”，但是和班建设一起“献”血的老百姓们都认为这就是“卖”，因为每“献”一次，能拿到85元营养补助金。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每个月能够顺利“卖”两次血浆，就有170元，这已经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

　　所谓“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经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这种血浆被称为工业原料血浆，与人们所熟悉的“献血”和“输血”完全不同。有关专家解释，单采血浆站提供的血浆并不用于临床输血，而是被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

　　班建设所在的贵州省目前拥有25个这样的单采血浆站，为全国数量最多的省份，分别位于惠水、盘县、长顺、松桃、纳雍、瓮安、龙里和独山等25个县。在这些地区，每周一到周六，都可以看见来自山区、农村的人们，呼朋唤友拥向单采血浆站。

　　热闹的血浆站

　　2006年5月29日一大早，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的单采血浆站内就挤满了成年男女，许多布依族和苗族妇女还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

　　“我们天不亮就起床赶路，来到县城已经八点了。”一名25岁的苗族妇女说，“有些家远的昨天就来了，在县城的小旅舍里住上一晚，五六点就开始排队。”

　　“村里许多人都会来‘卖’血浆，有些还是夫妻一起来。”班建设说：“‘卖’一次可以得到85元，但是加上路费、吃住等，回到家一般只剩五六十。”

　　在通往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小街上，随时可见卷着衣袖，手臂上按着止血棉签的人走来走去。班建设和他的乡亲们把抽血过程分别叫做“抽小血”和“抽大血”，小血是用来检验，大血才是正式“卖”，一次600毫升。按照有关规定，供血浆者每次供浆前必须进行常规体检及乙肝(专题 访谈 咨询)病毒表面抗原、丙肝病毒抗体、艾滋病病毒抗体等各项检验，合格后方可供浆。

　　在休息等待检验或者正式抽过血后，他们会走进路边的小饭馆里吃饭。“我的饭馆是专门为‘卖’血的人服务的，其他人不愿意到这来吃饭。”忙碌的老板娘说，“饭菜管够，每个人每顿只要两块五毛。”

　　这样简陋的小饭馆在血浆站附近大约有二三十家，每家店里都坐满了人，经常是一批走了又来一批。一名饭馆老板说：“血浆站每个星期开门6天，星期天休息。每天多的时候有七八百甚至上千人，少的时候也有三四百人。”

　　“来这抽血对我们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和每天下地干活没什么不同。但是次数抽多的人慢慢干活都没有力气了，有的人就只能以此为生了。”一名前来“卖”血的苗族青年男子说。

　　问及大家都愿意来这里的原因，一名布依族男子说：“我们都是没文化、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穷得没办法，谁会愿意卖自己的血？”旁边有人补充：“我们贵州山多地少，找不到地方种粮食，每年家里只能收三四百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热闹情景从每天早上八点开始，直至下午四五点才会结束。抽过血的人们吃完饭，都急匆匆往家赶，“还要回家喂猪、领娃娃，要做的事情多得很”。14天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会再次来到这里，参加下一轮“卖”血，当中也不断有新面孔加入。

　　按照规定，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不能供血浆，男子体重不得少于50公斤，女子不少于45公斤，四肢无严重残疾。但是一名血站工作人员说：“贵州人普遍瘦小，若严格按国家规定，会有许多供浆人员被淘汰。”

　　惠水县卫生部门相关官员表示，每个献血浆的人都需要出示本地身份证，血浆站不能接受外地人，对献血浆人员进行甄别，血液检测等方面都按照国家政策的规定执行。但这样的说法遭到许多“献血者”的质疑，他们表示有很多外地人用本地人的身份证来“卖”血，而本地人也会到外地去“卖”。由于惠水、长顺和龙里等县距离很近，一些人经常奔波其间，务求在一个月内多次“卖”血。

　　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情形，只是贵州省25个血浆站的一个缩影。

　　第二个河南？

　　目前全国血浆采供量约为4000吨左右，拥有单采血浆站数量最多的贵州省年采供量在1500吨以上，占市场份额的近四成。排在贵州之后的，是邻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有23个血浆站，血浆年采供量约为800吨~1000吨。黔桂这两个经济并不发达的西南民族省份的血浆年采供量竟然占了全国年采供量的1/2强。

　　是什么原因使贵州和广西在全国的单采血浆市场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有关资料显示，像惠水县这样的单采血浆站每给血制品企业提供1吨血浆至少可以获利1万元以上，而血制品企业一旦生产出相关药品，销售所得更为可观。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据：2001年，全国血液制品处理血浆量为2700吨，2002年为3000吨，2003年为3800吨左右，2004年和2005年由于血浆因素增长量不大。而全国血液制品行业2002年的销售总收入约为26亿元、2003年约为32亿元。

　　按照处理血浆量折算，白蛋白2003年销售收入在19~20亿元左右，占总市值的60%~65%左右。据专家分析，从整体市场容量分析，在今后5~10年内，在现有基础上至少还可以增加一倍以上。

　　毫无疑问，正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和高额利润率刺激着国内“血浆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19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各类血液制品几乎都从国外进口，为防止艾滋病传入国内，有关部门两次下发通知：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随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而河南所建立的众多单采血浆站，成了这些企业最重要的“原料库”。

　　但血站并不是随意就能设立的，血液制品行业属国家特许经营的行业。根据《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国家实行单采血浆站统一规划、设置的制度，国家卫生部根据核准的全国生产用原料血浆的需求，对单采血浆站的布局、数量和规模制定总体规划。因此，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原料血浆的供应由国家卫生部根据血浆供应平衡的原则划定。

　　在河南农民大量感染艾滋病的事件被揭露之后，经过卫生部门调查认定：导致众多的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直接凶手，正是不规范的单采血浆方式。从1996年3月开始，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进行整顿，河南省甚至全部关闭了所有的单采血浆站。于是那些将工业原料血浆的基地设在河南的生物制药公司断了货源，它们不得不另觅他途。

　　这样的背景下，位于西部的贵州、广西和四川等地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就成为它们新的“原料基地”。“机遇”使这些地区的单采血浆工作越来越“兴旺”，并且逐渐占据了国内单采血浆市场的半壁江山。

　　“兴旺”起来的可能不只是单采血浆站。据1993年至1995年的中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贵州属于乙肝和丙肝病毒感染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内HIV感染人数最低的省份。但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有媒体报道，贵州省曾表示，2006年将继续在盘县、松桃、纳雍和瓮安等15个区县为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提供免费的抗病毒药物。

　　值得注意的是，盘县、松桃、纳雍和瓮安等县都同时拥有单采血浆站。贵州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河南？

　　血浆站监管漏洞

　　尽管所有的血浆站均由国家有关部门严格批准成立和经营，而且由各县卫生局直接监管，理论上应该备受公众信任，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这些年来一些单采血浆站仍然违规操作，存在降低供浆员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违规违法行为，牟取暴利的手法越来越隐蔽。

　　针对这些问题，2001年，卫生部曾统一部署，对全国223家单采血浆站进行整顿和检查，共验收合格浆站156家，取缔不合格浆站59家，整改8家，2004年又有6家因为违法违规被吊销、注销、或由于规划调整或技术条件较差被调整和关闭。

　　然而贵州单采血浆站的几个案例证明，卫生部的统一行动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效果。庞大的利润一直刺激着个别血浆站顶风作案。

　　2002年7月，贵州省黔南州质量技术监督局接到群众举报后，对龙里县单采血浆站进行检查。龙里县单采血浆站成立于1994年，所采血浆主要供给华兰生物公司，该公司以每吨血浆22万元的市场价格进行收购。1998年前，该站以手采血浆为主，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每采集400毫升血浆付给献浆者营养费75元。1998年后，华兰公司向该站提供了20多台由美国生产制造的血浆单采机，结束了该站手采血浆的历史。

　　高效率采浆机的使用给龙里县采浆站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实行机采血浆后，采浆量由每人每次400毫升提升到每人每次580毫升。但该浆站却不将多采的浆量告诉献浆者，仍以每400毫升给付75元营养费的标准兑现献浆者，而后者对此却全然不知。检查结果表明：自1998年8月至2002年5月，龙里县单采血浆站采浆人次共计131895人次，违法采浆量达24085167毫升，违法所得达450余万元。

　　2004年，贵州省审计厅组织审计了全省23个单采血浆站、19个血站200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发现如下问题： 一是有10个单采血浆站少付供血浆者营养补助费、就餐费342.1万元；二是息烽县单采血浆站从2000年至2003年间采取转移隐匿血浆销售收入549.33万元，同时将其中的232.96万元以发放“福利费”名义集体私分；三是有12个单采血浆站未按国家税收征收管理规定缴税金785.62万元；省血液中心、部分市州地中心血站和县中心血库采取列支献血者营养餐费、超标准等办法违规发放职工津贴、补贴317.3万元，其中，超标准列支当年职工福利费用于发放在职职工补助35万元，列支献血者营养餐费用于发放在职职工中餐补贴50.68万元。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血液科的一名医生表示：“数百万元献血者营养餐费被血站拿来发职工补贴，令人愤怒更令人担忧，本来血液供给就紧张，这种不正常现象也许会打击很多献血者的积极性。”

　　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尽管贵州省的单采血浆站和血站出了这么多问题，但是政府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却一直遮遮掩掩，公众根本弄不清最后的结果，相反看到相关血站并没有被关停。他认为不断传出各种腐败和违法乱纪的情况，不足为奇。

　　转制遭遇难题

　　针对类似贵州这样、在全国各单采血浆站也屡禁不止的违规事件，2006年4月，卫生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国资委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转制方案》）。

　　《转制方案》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将与单采血浆站脱钩，不再设置单采血浆站；原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单采血浆站转制为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在2006年12月31日前不能完成转制或没有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收购的单采血浆站，将被注销《单采血浆许可证》。

　　卫生部官员表示，此举是为控制经血传播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理顺对单采血浆站的监督、管理体制，适应行政部门职能转变的要求，即理清生产者与监管者的边界，斩断单采血浆站与生物制品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

　　按照《转制方案》的要求，血浆站与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建立“一对一”供浆关系，对于今后由非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的单采血浆站，一经查实，将注销《单采血浆许可证》。此次转制，企业收购单采血浆站应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

　　但是在贵州省内，不少业内人员表示，对于“承担国家指令性计划免疫任务的国有独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原则上对建立‘一对一’供浆关系的国有独资单采血浆站，采取整体资产无偿划转的形式接收”不太能接受。

　　一位名血浆站工作人员说：“提供血浆的地区本身就意味着经济贫困和落后，当时建设起血浆站非常不容易，许多都还欠着贷款，现在无偿划转是没有道理的，说直接点，这样的方式是‘让穷人支援富人’。”

　　而《转制方案》提出“其他所有制形式单采血浆站的资产处置，采取有偿转让形式，将单采血浆站整体资产(含无形资产)评估，并以资产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转让价格的依据，向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有偿转让”，同样没有获得广泛支持。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血浆站站长说：“我们的血浆站以前都是各种县医院、县中医院办的，后来统一归卫生局直接管理，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每一个单采血浆站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均获得贵州省卫生厅核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专门从事单采血浆活动。如果这次转制要把血浆站变成纯粹的企业，我们肯定不愿意成为企业职工。”

　　该站长表示，他们以前都是从各种医院和卫生部门调动来的，如果一定要转制，他们肯定会要求回原单位，保持国有公职人员身份，同时他认为这样的转制办法会出现许多混乱，甚至影响生产安全。

　　他强调：“已经有人在担心贵州会不会在艾滋病问题上成为下一个河南。采血浆是一项非常严格的工作，完全交给企业去操作不一定就是好事情。现在卫生部门的直接责任被卸下了，但是由企业经营的社会风险却增大了，因为以后血浆站就完全成为企业采集原料的车间，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情况下，这不能不令人担忧。血浆站这样的特殊部门应该继续由国家正规的卫生部门来负责才会更安全。”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县卫生局局长也表示：“卫生部下发的《转制方案》太空，根本没有办法执行，我们一直在等贵州省政府的实施细则。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稳定职工队伍思想，避免在转制过程中出现错误。”对于此次转制方案的利弊权衡，卫生局长表示“事情太复杂，不好随便评价”。

　　贵州省卫生厅及相关部门在2005年5月初已经召开专题会议进行讨论，表示会尽快进行此项转制工作，但是有关官员也觉得“问题和困难太多，特别是人员安置和生产安全问题，所以不敢轻易动作”。

　　贵州省内多家血制品生产厂家和省外厂家办事处已经闻风而动，不断去各地区进行调研和会谈。贵阳黔峰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有关人员表示：“最近公司的负责人一直在到处跑，但是所有改革的最终结果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

　　驻贵阳市一名血制品生产公司经理则表示：“我们对于这样的转制工作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血浆站是我们唯一的原料来源，是我们企业存亡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不彻底的市场化

　　在贵州省的各个县城里，“献浆者”们基本上被甄别成特殊人群。长顺县一名卫生人员说：“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吃饭找最便宜的，坐车选价最低的，睡觉要钱最少的床位……人们歧视他们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的贫困和可怜不全是自己的责任。”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血浆站站长说：“不要说‘献浆者’被歧视，就连血站的医务人员都在社会上遭非受议，一些人甚至暗地里称我们为‘吸血鬼’，真是让我们哭笑不得，就连我的同学和朋友也很难理解我的工作，他们几乎不清楚血浆站的设置也是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

　　这名站长表示自己以前是县医院负责检验工作的医生，是因为“国家需要、工作需要”才调到血浆站，“很多次我都差点就要求调走，或者调回原单位”。她说：“其实我们血浆站得到的利润非常少，要说赚钱是后面环节的各种血液中心、生产企业和销售部门甚至医院，除非别有用心，否则只要是正常运转的血浆站不可能发财。”

　　贵阳市的一名医生说：“歧视和排斥是无知的表现。在具体的临床治疗过程中，由这些血浆加工出来的药物早已广泛使用，特别像‘人血丙种球蛋白’和‘人血白蛋白’等药物，可以说是一些重病患者的救命药，目前基本上没有替代品，也就是说没有这些药物将有许多人加剧病情或死亡。”

　　他举例说，中国是乙肝的高发区，控制乙肝流行一直是重点防疫工作之一，全国约有5000万HBsAg阳性的女性，单就阻断母婴垂直传播来讲，理论上就约需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50~70亿单位。在无法找到替代品的情况下，对“血浆经济”现象无论个人和社会都应该有一种客观看待的心态，而不能一味将其视为丑陋或负面情况。

　　但他转而强调：“事实上贵州省现在每次给献浆者85元实在太少了，我认为每次给1000元也不算多，因为除了他们身体的损耗因素外，血浆站、血制品企业以及各种销售和医疗机构都获利很大，要知道血制品除了采集原料方式特殊，其他的环节与别的药物在销售等环节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出现腐败情况也是大同小异。”

　　另一名血浆站站长也表示：“我也认为85元太低了，应该多给一点，但是国家把这项工作强调为一种自愿捐献行为，所以85元并不是‘卖血费’，而是营养费。除非政府愿意像国外一样将其转变成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那样血浆价格将可以随行就市合理波动，但是这样的方式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似乎很难实现。”

　　据了解，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病人用血及制品全部由政府财政支持运转，全部免费，但无偿使用血浆的成本很高；美国的血液管理体系则属于市场化运作，生产血液制品所需的原料血浆主要来自有偿供浆者，原料血浆和血液制品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

　　贵州省一名医生认为：“面对目前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最佳的解决办法是能够动员人们自愿献血浆，不索取任何报酬的方式来完成，然后个人在以后使用相关药品时拥有许多优惠条件，这样就和无偿献血的政策差不多；或者作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出面控制好血制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在让企业获得合理利润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降低药价，这样才能把这项工作的社会意义体现出来。”

　　同时他也提醒，从目前全国无偿献血的情况来看，只能保持在需求量的60%左右，其余还是必须依靠市场买卖行为来完成，所以他对完全依赖自愿无偿献血浆的效果并不看好。

　　而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新出台的《转制方案》规定，原由政府卫生部门设置的血浆站转制为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显然已经认可了“血浆经济”从原料采购到最终产成品销售的市场运作模式，血浆站名正言顺地成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的原料“车间”，那么，为什么原料价格却能够被人为压低呢？

　　在血液制品生产这个国家特许经营的行业里，《转制方案》的积极意义无疑在于可以让企业更方便地获得原料、让政府部门更透明地监管，而权力获利的方式，被更深地隐蔽在对原材料价格的垄断中。

(责任编辑：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