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志艳

　　北京的初夏，气候宜人。在中关村一家小小的咖啡馆里，徐滇庆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刚刚参加完《权衡》房地产论坛的他，仍然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在长达2个半小时的采访中，自始至终谈笑风生，认真面对记者的每一个问题。　　

　　徐滇庆为人所知，多因他对中国金融的精深研究，并享有“民营银行之父”的美誉。而在人们为徐滇庆编写的众多简介中，“自动控制系”的出身却往往被一笔带过，鲜有人注意到，正是自控专业的背景，使得这位以金融研究闻名的经济学家实际具备的学术风格带有明显的工程师色彩。

　　徐滇庆从自动控制转到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已经36岁，短短20余年时间里，徐滇庆在经济学界成绩斐然。然而，他却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两个字—“幸运”。

　　“我因为学自控出身，做跨领域研究占了很大的便宜。在经济研究中，数学分析是我自己做，程序我自己写，数据库也是我自己建立。经济系里少有我这样的人。”徐滇庆这样解释着自己在经济研究中学术成果不断的原因。跨学科研究往往需要付出几倍的艰辛，徐滇庆却很少提及。

　　1967年，时逢文革。刚从东北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的徐滇庆来到江西西华山钨矿下井做工人。时年22岁的徐滇庆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很快对井底的重活儿驾轻就熟，和工人们关系也非常好。随后，毛泽东五七指示下达，因为当时的技术干部都到农村去了，一时间人才匮乏，年轻的徐滇庆便担当起了相当于副总工程师的角色。 现在回想那段经历，徐滇庆仍觉得“很有趣”，表示以后打算写本书，把这段故事记录下来。

　　文革过后，在所有人都认为他有着极好发展空间的时候，徐滇庆却毅然决定考研究生。他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华中理工大学。由于运筹学考了第一名，1980年，35岁的徐滇庆被选入国家计委宋尔廉牵头的全国钢材优化分配项目组。他是项目组里唯一的一名学生。

　　“我第一不用参加政治学习，第二周末没地方去，所以天天蹲在计委的研究中心。”经过9个月的刻苦攻关，徐滇庆独立完成了线性规划的大程序，项目亦因此告捷，并荣膺国家一等奖。

　　在徐滇庆的这段人生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杨小凯。正是徐滇庆在国家计委编写程序的时候，他与杨小凯相识，两个人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我那时候每天都学到很晚，常常到半夜，还有一个人也在那埋头干，就是杨小凯。”徐滇庆说。

　　杨小凯当时在做经济控制论，于是常常拿问题向自控专业出身的徐滇庆讨教。“他的学习能力超强，一开始他问我什么，我给他解答什么，绝对是指导他。可没过一两个月，他再问我问题我就不知道了。”徐滇庆笑着回忆起老友，言语间流露出思念之情。

　　项目完成后，宋尔廉等领导对徐滇庆说，“你创造了这么多价值，得去学经济。送你到美国去。”

　　徐滇庆就这样从工科转到了经济学研究，就读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开始了他的国外生涯。从那以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度过。1990年，徐滇庆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最终选择在加拿大任教至今。

　　初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徐滇庆本想就着自己在数学方面的优势，在计量经济学上有所发展。但匹兹堡大学的导师却认为他应该做更复杂的研究：用大规模非线性方程组来模拟经济过程。正是导师的慧眼，引导徐滇庆走上了成功之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实施价格双轨制，徐滇庆用计算机模拟了经济转型过程，刷新了传统的理论和技术；中国加入WTO前夕，徐滇庆用模拟的方法进行估算，得出了WTO对失业冲击不大的结论，眼下正在为事实所验证；2000年，徐滇庆对中国社会保障缺口进行模拟研究，推翻了世界银行和摩根斯坦利认为中国保障缺口10万亿左右的结论。

　　“我和杨小凯的路子完全不同。”徐滇庆说。他告诉《新青年·权衡》，他自己是“文革后中国第一批硕士、第一批讲师、第一批被提拔”，接受的是“最严格的学术训练”，而杨小凯却是在监狱里自学成才，甚至后来在武汉大学任教之时还因此备受歧视。徐说自己具有典型的工程师色彩，可以驾驭几万个方程，而杨小凯却是在挑战经济学基本理论，走的是纯理论的路子。“他在纯理论上做的贡献，是远远超过我的。”徐滇庆说。

　　关于徐滇庆在美国的生活，还有一段逸事。由于他在国内读书学的是俄语，英语完全没有基础，所以36岁才开始学ABC。而后39岁出国，41岁就已经“站在美国的讲台上，用英语教美国人”。1989年，周其仁在加州念书，徐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主席。周其仁到匹兹堡参加学会组织的年会，和徐滇庆交流起来，提到自己英语不行。徐鼓励他说“你怎么也比我强啊!”周其仁下定决心在美国读博士和徐滇庆的鼓励是有一定关系的。谈到这段小小的往事，徐滇庆不禁莞尔。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徐滇庆发现他建立的WTO模型经过改组可以用以描述金融系统。而模拟的结果令人吃惊，他认为中国和香港都能挺得住，但韩国会支持不住。大胆的预言使得徐与众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之间都发生了争论，但众所周知，后来的事实验证了徐的结论。

　　这件事为徐滇庆赢得了巨大声誉，他很快升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

　　“幸运”、“顺利”，徐滇庆总是用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而记者看到的却是天才的勤奋和始终乐观的生命精神。作为一名怀有深深故国情结的华人经济学家，徐滇庆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每年从国外归来，他都会带来他的创新之见，以他直接犀利的文风，干净利落的行动，搅动中国的学界，推动民间金融的前进。

　　对 话

　　《权衡》：您在论述金融监管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强调“退出监管”？

　　徐滇庆：金融监管法规是由准入法规、监管法规和退出法规三个部分组成。监管法规的落脚点就在退出监管上。如果没有退出，监管就是无效的，准入也就失去了依据。现在中国金融的突出问题就是没有退出机制，所以不良贷款的问题才会不断产生，虱多不痒。最小的金融机构，如农信社都无法退出。现在农信社平均自有资本不足4％，而不良贷款率平均40％，有的甚至高达80％。不良贷款率是退出监管的重要依据，不良贷款到5％应该黄牌警告，7％就应该红牌出局了。

　　《权衡》：那么，准入监管又应该怎么设计呢？

　　徐滇庆：只要有足够的自有资本存入央行，任何企业都可以申请进入金融行业。比如自有资本8亿，存款吸收92亿，发放贷款最多75亿，25亿作为准备金存在央行，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银行的自有资本。银行监管就看不良贷款比例。如果低于7％，没有问题。如果到了退出线，企业就要退出金融领域，这时候储户和政府都没有损失。自有资本就像人质一样，保障了金融系统的安全。但问题是，现在我国的银行，都没有足额的自有资本存在央行。

　　《权衡》：您倡导了这么多年民营银行，但现在民营银行发展仍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在哪里？

　　徐滇庆：现在的银行监管机构，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负责开放民营银行。银监会每个部门、每个人员都有专门的任务。他们任务都很重，但却没有人负责金融创新的事情。建立民营银行，就只有主席刘明康一个人从职务上可以负责。这是行政官僚体制的弊病，创新是“没事找事”，又不属于谁的职务范围，谁都不愿做。所以我比较怀念体改委，可以搞试点搞创新。

　　《权衡》：今年12月，金融业全面开放，对国内的银行业冲击很大，民营银行生存的空间将再遭压缩，这种情况下它们发展壮大的可能性有多大？

　　徐滇庆：WTO全面开放，冲击的是国有银行，对民营银行的发展影响很小。现在的民营银行基本都还在农村和一些小城市发展，外资银行不会到这些地方去。事实上，民营银行发展的空间很大。外资银行都是民营银行，比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要给民营银行以发展的空间，会有一部分壮大起来，这不需要事先设计和忧虑。

　　《权衡》：全面开放后，外资银行吸收存款，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有“水落石出”之虞，您有什么具体的应对建议？

　　徐滇庆：中国储蓄状况是“八八率”，8％的人占了80％的存款。这批8％的有钱人，又很容易被外资银行所吸引。因此“水落石出”的担心是有必要的。如何应对可以学加拿大。加拿大的金融管理体系非常好，有很多办法对付外资银行。比如他们要求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一样，享受“国民待遇”，必须向中央银行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如果在加拿大国内吸收存款，就必须对每一笔大宗贷款进行信息披露。 当然还有很多其它细节措施，可以借鉴。

　　《权衡》：您撰文批评外汇向国有银行注资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您有没有就影响程度进行具体估算？

　　徐滇庆：没有。也没必要研究，一旦动用外汇储备冲销不良贷款，会带来百分之几的通货膨胀，因为这种效应是崩溃式的。现在的金融越来越开放，全球融为一体。用外汇储备冲销不良贷款的做法，在一定条件下会动摇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一旦大家都抛售人民币，就是崩溃式的通货膨胀。更何况，这种操作肯定发生在危急的时候，平时增发货币的问题不大，若是危急时候增发货币，离金融危机也就不远了。

　　《权衡》：退出监管和准入监管，对现有的银行都不会发生作用，您对银行体系的改革持什么看法？

　　徐滇庆：金融体系是经济的核心部门，当整个体系都存在问题的时候，不能说关掉就关掉。现在的银行还得好好保护起来。现在国有银行上市，也是民营化的过程，等到国有股低于50％了，就变成民营银行了。

　　但已有的民营银行，也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我对他们的批评也很多。他们的改革，只能期待来自新建的民营银行的冲击。如果这种冲击没有，就只能等待年龄自然淘汰，一代新人换旧人。但如果体制失误，不是人的更替能解决问题，那就只能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中改造了。

　　金融危机是必然要来的，这是一个哲学命题。现在具备了一些危机的征兆，这个时节发出金融危机的预警，是未雨绸缪。

　　李志艳 本刊编辑兼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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