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现有的关于村委会选举的法律不完善，4年前，他在出租屋里闷头写作两个多月，完成了一部《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4年来，他费尽周折，试图让这部立法建议稿能够成为共和国一部真正的法律——

　　圆明园的一扇侧门外，是一片低矮杂乱的红砖平房。这里的居民，总能看到一个黑黑壮壮戴着眼镜的单身汉。他时而拎着一堆书，时而捧着大摞资料，时而皮包里夹着自己起草的一部立法建议稿，匆匆经过这里的杂货铺、小饭馆和一家成人用品商店，沿着狭长的巷子走出去。他下定决心要把这部立法建议稿，变成共和国一部真正的法律。

　　4年前，这个叫熊伟的单身汉，暂时辞去工作，在一间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开始起草这部《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他闷头写了两个多月，写出两万多字的草案，第一稿共计十二章一百一十四条。

　　接下来，每年人民大会堂召开“两会”时，熊伟便在他的出租小屋里，将这部立法建议稿的修改稿打印出许多份，揣着它们去联系全国人大代表，希望征得他们的支持，由他们提出关于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建议案或议案。

　　至今，这部立法建议稿已经五易其稿。4年中，它已累计得到过上千名全国人大代表的签名支持。

　　“我们国家急需这样一部《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熊伟的表情十分严肃。

　　熊伟最初接触村民委员会选举，是在1999年。那一年，他作为《湖北经济报》的记者，见证了湖北潜江市董滩村的村委会选举。这个村子近4000村民参加选举的还不到200人，绝大多数选民未经委托就被人擅自做主代为投票。为此，当时的村民们正筹备将这个未经合法程序选出的村委会“推翻”，重新选举。

　　村里一位老人激动万分地对熊伟说：“这是我们董滩村的第二次土改！”

　　“你想想看，数千人来选一个村委会，而这个村委会在很大程度上又能改变这些农民的命运！”熊伟说。他开始觉得“这个事情挺有价值的”，“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感染了我。”

　　从那时起，熊伟有意识地开始学习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研究村委会选举。

　　2002年，他在浙江前黄村又见证了另一场选举风波。选举大会没有当众清点、公布选票数量，投票结束后，也没有当场当众销毁剩余选票或剪角作废，村民们怀疑有人暗箱操作，甚至暗中操纵选举。当有村民从选票印制点得知印制的选票数量远远超过选民人数时，数百名村民团团围住了镇人大工作人员，双方冲突21个小时。结果数名村民被拘。

　　这场风波使熊伟意识到选举程序的重要。加上此前对一些村委会选举的考察，熊伟认为，村委会选举中存在大量问题，关键在于没有一部可操作性较强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有关村委会选举的只有6条、500多字，太简略，可操作性差，“村委会选举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也是这一年，熊伟开始构思起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

　　他记得初稿写完时，自己已经“弹尽粮绝”。向朋友借了100元，勉强支撑了一个星期。不过，“这可是关系八九亿农民的大事。”熊伟满怀信心地说。

　　像这样盘算“国家大事”，熊伟已不是第一次。

　　1994年，熊伟还是湖北荆门热电厂一名普通工人时，便写下了一份洋洋万言的建议书《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份手写的建议书没有写抬头，只在信封上写下北京高层某某收，便寄了出去。

　　这位湖北荆门大学政史专业90级的毕业生，在建议书里自称“作为一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提出了20多条建议，比如“修改刑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建议中纪委在全国设立办事处”、“建议发起‘少年足球工程’”、“三峡工程要防止恐怖活动威胁”等等。

　　万言书寄出去后没有回音，再寄。如此往复，熊伟共寄了4次，依旧没有回音。最后，熊伟又追加了一封挂号信。信中称，根据宪法规定，公民有权利给国家提建议，“你们应当给出回复，我现在再寄一份，如果再收不到回复，我将向法院提起诉讼”。

　　这一次，他收到了来自国家信访局的一封回信。回信说，有关建议已经转到相关部门办理。从此杳无音信。

　　不过熊伟并未死心。为了让自己的建议直达中央，他找到了一条新途径。

　　1998年，熊伟开始到图书馆排查式地一摞摞翻阅报纸，寻找有关全国人大代表的各种报道。他从报道里查到代表们工作的单位，再通过电话查询或翻看黄页，找到单位地址，然后便将他的建议书一份一份地给代表们寄去。

　　“人大代表说话分量重，他们要提建议一定能得到回复。”熊伟当时这样认为。

　　一度，他还找到一本《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名录》，从厚厚一册名录中，排查出6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然后给每位代表寄去一份建议书。结果，他只收到两位代表的回信。

　　1999年“两会”，熊伟把补充修改过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托湖北一位农民代表捎带进京，转交给朱总理。但这位代表把信交给了大会搜集议案的工作人员。很快，他接到了电话，询问他的用意。

　　熊伟在电话中郑重解释：“国家大事嘛，我就是关心一下。”

　　这一年，湖北代表团坐着火车进京共议国是，熊伟也买了一张火车票，跟着进京，住在代表住地附近的地下室旅社。

　　“我就是想多认识一些代表。”熊伟诚恳地说。

　　从1999年开始，直到2002年，每年“两会”期间，熊伟便按时进京。有代表送他一个外号“编外代表”。这位“编外代表”像模像样地将自己写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中的20多条建议分开，做成20多份建议案，每年跑上跑下地去征集代表们的签名。

　　从2002年开始，熊伟的众多议案和建议案中，加入了这一份《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这年12月，这份建议稿获得了31位全国人大代表的签名，作为议案递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2003年的“两会”，这份建议稿的第二稿征集到了155位代表的签名。2004年“两会”，它又得到了400多位代表的签名支持。甚至，它一度得到了10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支持，成为这10位人大常委会委员联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的议案。

　　“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是有创新的。”熊伟用手捋了捋紧贴在大脑门上的有些自来卷的头发，自豪地评价自己的立法建议稿。

　　他所说的“创新”中，包括村民会议召集人制度的选举设计。这一设计，是熊伟在指导河北石家庄东营村的村委会选举时萌生的。当时该村“两委”辞职，乡里又不支持村委会选举，无法召开村民会议。

　　事实上，从2004年起，熊伟便不间断地关注和指导东营村的选举。这个工作并不简单。一次，他建议村民应当设立秘密投票间。可是村民对此完全没有概念，找了村里一间车库，放了两张桌子，投票时，大家一涌而入。“他们以为秘密投票间就是一间房子。”熊伟说着笑了。

　　“我就是要告诉村民如何将选举程序合法化。”他解释道。

　　熊伟对东营村选举的介入，使当地一些干部“很不高兴”。他去东营村，经常先由邻村的村民去接，然后天黑之后再偷偷潜入东营村，因为“我怕不安全”。

　　在当地，熊伟似乎成了名人。东营村附近好些村子的村民都来找他。他常通过电话指导他们如何进行选举和村务公开。

　　他甚至自掏腰包买书、复印资料给这些村民送去。有一次，他花3000多元复印了《农民如何保护土地权益》、《如何选举乡镇人大代表》等资料，让复印店老板帮忙搬上前往石家庄的火车，结果把这位老板累吐了。

　　他一直没有放弃推动这部立法建议稿成为一部真正法律的希望。他甚至为他的立法建议稿策划过专家研讨会。有的专家认为中国需要这样一部程序法，而有的专家并不认同。

　　2003年，民政部曾向国务院法制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报告，建议“将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但最新的进展是，今年，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工作。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表示，可在修改这部现有法律的同时，一并完善选举办法，不单独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

　　熊伟并不打算放弃。“从修改工作启动，到最终通过全国人大审议，可能还需要一年多时间，这期间还将会有变数，相关各方会继续展开博弈。”熊伟说，“村委会选举立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这将更彰显公民参与立法的重要性。”

　　熊伟目前的雄心是，发动更多人加入到“公民参与立法”的事业中来。甚至，“我也许可以写一本书，叫《公民如何参与立法》，教大家怎么联系人大代表，怎么写作建议案和议案。”

　　去年，他注册成立了一个文化传播中心，取名叫“新启蒙”。

　　在法学家蔡定剑看来，这条路并不那么畅通，“但凡事总需要有人来做”，“公众参与立法，除了公众立法听证的形式，公众在立法的提案权上能发挥作用，也未尝不可。”

　　熊伟的理解是：“推动有关部门来考虑这个问题，给法律起草部门提供参考，并构成事实上的压力，公民参与立法的价值就是这样。”

　　“什么时候我给北大学生们讲讲公民如何参与立法。”经过北大西门时，熊伟说。他月租400多元的出租屋离北大很近。在那片低矮、杂乱的红砖平房区，他在公共澡堂里洗澡，到屋外四五十米处上公共厕所。他平常的饭菜是，用电饭煲做一锅蛋花汤，存在冰箱里，每到吃饭时，便盛出一碗，用微波炉热好，再花1元钱买四个馒头就着汤吃。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