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许善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于2006年7月22—23日在北京举办“第三届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本次论坛由国研网·国研大讲堂承办。邀请国内外各界权威专家及政府官员共同对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财政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趋向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展望，并放眼国际，聚焦金融与资本市场、能源与资源及消费等领域的热点问题。

　　以下是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演讲实录：

　　许善达：大家好！刚才我听了一会儿报告，我觉得质量不错。我今天讲一个问题，实际上直接来说和产业关系不太大，但是它和产业的发展还有一些比较深度的联系，我想这个情况在座的各位如果了解了以后，就会帮助你对中国产业发展将来大的走向有一点启发。

　　我讲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同志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建设和谐社会这样一个任务中间，统计数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结果，现在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以来，中部、西部、东部差距在拉大，从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包括农村，从一个级次来看，发展速度并不慢，要跟国际上比我们差距拉大，发展比较慢的地方，跟国际上比发展速度也算快，但是比较差距拉大的速度，这几年还是让人不能够满意，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主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保持我们国家比较得比较快，同时还要缩小差距。下面我讲的问题，跟这个方面有很重要的关联。

　　我们从统计数字看，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速度来看，差距拉大这样一个速度，东部发展一个更高点，中部就慢一点，我们看各地区的税收收入，发现一个现象，税收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要大于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速度，这个是我们观察这几年的一些统计数字的结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按道理讲税收、财政，使命有一条就是要调节收入差距，应该是收入差距形成以后，你的税收也好，作为财政的一部分，你的任务是调节这个差距，现在我们发现一个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什么结果，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的速度还比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要小，换句话说我们从收入角度考虑的话，它本来经济发展差距要拉大的话，应该差距拉大的速度应该比经济发展速度缩小一点我们会觉得比较正常，但是现在的结果和我们的期望恰恰相反。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一个现象对我们国家整个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说对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包括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这样的使命，等等影响都非常的大。对这个问题的产生的原因和这样一个现象，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影响，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下分析，这里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我们经过分析以后，我们的一个感觉，我们认为现在经济发展差距在扩大，税收收入差距比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速度还要快的原因是各我们当前税制里面的一些规定有着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本来经济差距拉大以后，税收收入差距肯定也应该拉大，但是为什么差距拉大的速度要快了呢？和我们的税收制度是有关的。我们分析了以后，我们找出现在占我们收入一共92%的一共有5个税种，都比较大的税种。在5个税种里面，由于我们的制度的设计，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扩大地区间收入差距这样的一种机制，内在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不是缩小这个差距，而是扩大这个差距，我们分析这5个税种，整个的收入占了我们税收收入的90%以上。下面举几个例子，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了。

　　第一个是我们的增值税，占我们的收入40%多，不到50%。增值税里面，我不太清楚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哪个省的，增值税的特点就是第一个环节增值税以后，第二个环节抵扣，第二个环节销售的时候销项减去进项，第三个环节又可以抵扣，是这样的链条式的，这样的方式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作为一个企业销售一个产品，你从链条的起点到链条的终点，作用一个产品总的负担按照国家的规定是固定的，最后的售价按照17%一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很多的原因，使得税收在不同环节上的分配有很多种方式。有的分配方式使得税收会向前面的环节多了一些，后面的环节就少了一些。有的分配环节是后面的环节税收多了一点，前面的环节少的一点。比如说，在我们工作中碰到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彩电，还有冰箱等等家用电器，现在全国已经形成了几个重要的产业集团，彩电有长虹、TCL等等，冰箱也是有海尔等等。我们这种产业的格局它是一个总公司下面的一个销售网络，这个总公司往往设在什么地方？往往设在生产能力最大的位置，比如说长虹在四川绵阳，海尔在青岛，总部所在地往往是坐落在生产能力最大的位置，当然这点有的地方有小的变化，但是大的格局是这样的，包括汽车都是这样的。同志们知道，企业是有定价权的，产品销售的定价权利是由企业自己行使的，不是由政府干预的。我们就发现一个什么现象，企业把出厂价提得很高，甚至有的地方，有的个别地方已经和零售价基本相等了，比如说一个彩电卖2000多块钱，出厂价就是2000块钱，从出厂到零售还是2000块钱，因此最终卖给消费者的2000块钱，加上税340块钱，是一分钱没有少交，但是企业在定价决策上，把第一个生产环节的价钱交了很高，前面就交了340块钱，到零售环节进项销项一减等于零，企业由于价格的决策使得最终消费，当时交了全部的税收，在不同环节之间分配，就产生了一种应该说不是很正常的。正常情况下增值税每个环节都应该有，每个环节都有增值税的话，税收才能在各环节分配，但是增值是客观存在的，定价是由企业自己决定的，它就可能把定价高于增值的部分，就出现刚才我说的现象。我曾经收到过一个报道，在某一个城市，有一个产品在我们这儿销售量非常大，但是它没有交税，不是偷税没有税，就是在前面的环节交税很多，到这儿抵扣掉了，没有税可交，在我们这里市场这么大，卖得这么多，居然没有给我们这里交税，所以有的地方税务局说我们要强制他们交，给我交百分之几，我们就给你销项减进算了，这种现象我们作为国家机关是坚决不同意的，相当于对企业的税负加重了，我们认为税收在地区间的分配是不能牺牲企业利益来调节的。我们不能靠增加企业税收负担来调节税收在不同地区的分布。这样的现象从我们国家税务总局要求是不允许的。税法必须严格执行。后来，这个东西卖得这么多，但是我们没有税，后来我们采取了办法，比如说一个省的销售网络，有费用、成本，因为销售网络要租房子、人员工资、开办费等等，我们把这些费用作为进项，从前面的税收剔除，让后面的销售环节能够收到一部分的税。我们这个办法可以说稍微得调节了一下，但是还不能说我们的办法在这个环节交的税和这个环节的增值额是相对称的，还不敢这么说，可以说比增值还要低，还没有充分的使得增值额和所交的税能够相对应，但是总之我们调节了一下，这个调节应该说受到很多地方的欢迎，因为现在这种现象发展得很快。我讲这个例子是增值税把收入留到了前面的生产环节。

　　还有一个例子把税收前面压得很低，把税收移到后面的环节，比如说发电，同志们知道发电出来有一个价钱，这个价钱要上输变电的网络，经过输变电的网络运输，到了用电的地方，之后把这个电从高压变低压卖给用户，这个公司和刚才说的一样，这个公司也是有定价权的，这个发电厂是我的，这个发电的电价多少是我说了算，输变电的线路有多长，价差收多少也是总公司决定的，因为都是我的公司，最后到零售卖给企业的电价，那个价格国家是可以控制一些的，但是前面的环节价格多少企业有比较大的发言权了。后来我们发现，电力公司的总部往往不像刚才我讲的家用电器，设在家用电器主要的生产场所的所在地。发电这样一个链条总公司，往往设在用电量比较多的最终环节。因此，这样的总公司在设立的时候就比较多的让前面发电的价钱，定价比较低。中间的环节定价也比较低，你定得比较低税交得比较少，也就是说在发电厂所在地税交得少一点，而比较多的税交到了售电的环节，就是把电卖给用户的环节，这样的一种格局对它来说，就是我公司所在地的地方，能够得到比较多的增值税。比如像原来在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发电站，修这个发电站当然要有移民以及很多的工作，很多成本，包括管理、社会服务都是由广西和贵州两个省来承担的。但是，当时价格定得很低，大量的电是卖给广东的，税收交到了广东所在地了。这样一个现象也是一种不合理的。因为这个税收在不同环节的分配和每个环节的增值额也是不相对应的。

　　当然，你看到两个不同，但是总体来看这两个不同增长的结果，使税收都留在了比较发达的地区，或者留在了大城市。总的来看，在落后的地方和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相对起来都得到了比较少的税收。所以，表现形式是有这么不合理那么不合理，但是你要看看最后的结果，有利的都是大城市，都是比较发达的城市，不利的都是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甚至更低的。因此，刚才我讲到增值税的例子，就是使得税收收入的差距比经济发展差距还要加大的速度比较快的原因，这个是我们分析中发现的。

　　除了增值税以外，就是营业税。营业税的性质跟增值税不一样，是有两种确定的，一种是按照营业税劳务发行所在地，比如说一个建筑公司，北京建筑公司到保定去盖一个房子，盖完房子以后营业税交给保定，这种规定是不会造成差距扩大的，是属于劳务发生地交的税，劳务发生地有劳务发生了，税交给这个地方，这个我觉得影响是很小的。但是还有一个营业税是按照企业注册地交税。按照企业注册地交税这样的一种规定，也会产生税收收入在不同地区间分配和经济发展是不对应的。这个现象过去就有，但是我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说全国的铁路很长，各个站互相之间卖票是网络，从北京可以买到昆明等等地方的票，不管你怎么样它构成这样一个劳务运输的情况。但是，税是在你卖票的地方，卖票的地方获得的收入，注册地交税。有很长的铁路运输劳务，发生在很长的路线，跨很多省、很多市，但是税收交到了注册地，这种现象在营业税里面现在更加的突出，比如说我们的西气东输，从新疆运输气到上海，几千公里的管道，挖管道要移民，管道修的路线都是沿着经济上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农民要移民，这个地方要修管道老百姓的地就要被征用，引起当地很多经济的变化，有它的积极方面，但是也有负担方面，而且建成以后沿线所在地还要提供治安，得有人管这个东西，不然的话偷盗、破坏都防止不了，因此需要给管道提供公共服务是所在各省、各市、各县都要提供公共服务，但是营业税是登记在上海的，是按照注册地来交营业税，也就是说几千公里的营业税都交给上海了。当然，从财政角度考虑，上海收了税以后要给新疆一部分拨款，这是规定，但是从税收上讲，劳务发生是很长的距离，是很多省跨地区的，但是最后交税是交到了企业的注册地。

　　我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大同到秦皇岛的铁路，大秦铁路是咱们国家运煤的通道，最近还上市了。大同到秦皇岛的铁路，大秦铁路公司设在北京，所以营业税大同没有，秦皇岛也没有，河北没有，山西也没有，北京有。劳务发生是发生在山西境内和河北境内，但是发生劳务以后税交到了北京了，就类似这样的营业税，按照注册地交税往往就把税基本来是发生在各个地区，由于我们按照注册地交税，都交到其中的某一个地区，甚至这个地区不是劳务发生地，只不过公司注册在这个地区，劳务的发生跟这个地区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现象也会引起劳务发生了就是GDP了，就是经济发展了，但是交税和GDP的分布不是对应的。

　　还有消费税，我们的消费税同志们都知道我们的汽油、柴油、汽车、摩托车等等很多，这次4月份做了一个调整，我们去掉了一些项目，还增加了一些项目。消费税世界各国普遍来讲都是在零售环节，消费税是在消费的环节征收，比如说汽车是在最后卖给最终消费者的时候征消费税。这是世界各国的惯例，但是我们中国不同，我们过去的税务局能力比较弱，你要把消费税到零售去征，我们征不到，本事太小。所以，我们中国的税制设计，消费税里面主要的品目，征收的环节都放在了生产上。因为生产环节少，好征，比如说汽油，如果向全国的加油站收消费税，与我到炼油厂征消费税对我来说到炼油厂征相对比较容易，到加油站卖多少汽油，有95号的、97号的、93号的去征，难度和成本就要大很多。但是按照消费税的本质来讲应该在零售环节征收，所以我们中国税制规定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本身也会产生这个税和消费的分布，消费税的分布和征税商品消费的分布是不对称的。有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我们现在有车购税，买汽车上牌子以前必须要交车辆购置税，这个车辆购置税是在最后的环节产生的，就是卖车的经销商，他来收你车辆购置税，他替政府收。你上牌子拿不到车辆购置税的凭证，是上不到的，公安不给上的。实际上所谓车辆购置税跟我们汽车的消费税性质上本质上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再一看就看出差距了，汽车消费税全国的分布是哪儿生产汽车，哪里征收消费税。而车辆购置税是哪儿把汽车销售给消费者了，才收车辆购置税。所以这两个税它的分布的差别就恰恰能够说明，如果我们的消费税也按照世界各国的惯例都移到了零售环节，那么汽车消费税的分布应该和车辆购置税的分布差不多。但是现在正好不同，都集中到生产环节了，其实比如说像卷烟都是这样的，国外买烟写得很清楚，这个烟多少钱，后面写上消费税多少钱，都是在零售环节收的，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发展的速度慢，什么都放在零售环节监管能力达不到，你让税务局每盒卷烟征消费税，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控制不了。所以，现在我们消费税主要的征收环节还是在生产环节。我们要想讲道理的话，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和消费税征收产品本身在GDP的分布肯定也会产生不对称，不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觉得消费税也有这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企业所得税，这是一个很大的税种，全国去年征收了4000多亿，今年也会很大。所得税现在是有很多企业发展比较大了，都是集团了。在各个其他的地区设立分公司这样的企业有很多，我们的税制还规定，有些虽然是子公司独立法人，但是可以批准它汇总纳税，就是把全国很多子公司的所得税放到总公司来汇总交纳。这种汇总交税这样一个制度对于企业发展是很有好处，汇总以后可以盈亏相抵，比如说一个大公司办了10个子公司，有的赚钱有的赔钱，如果每个公司单独计算的话，盈利的公司要交税，亏损的公司政府不给退所得税，如果允许汇总来交，亏损公司的亏损额就可以把盈利公司的盈利额冲掉，正负相抵，以这个额度交税，对于企业来说负担降低了。所以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汇总纳税是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我们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做到所有企业，所有的子公司都汇总纳税，现在的税法不是这样规定的。我们的规定是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的公司可以汇总纳税，对于子公司是独立法人的下属企业，按照我们税法的基本规定还是要在当地交税的，但是我们的税法里面对某些经过国务院批准的一些大的集团公司，我们是允许它汇总交税的。允许汇总交税的结果对企业的发展是很有利的，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影响，它使得税收的分布和利润的分布是不对应的。很多地方子公司产生利润了，但是没有税，因为税交到总公司去了，这个在我们现在表现还比较突出，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大的公司，盈利比较多的，所得税比较多的往往都是大的集团公司，这些公司往往都是汇总纳税，这种现象也会因为利润，按照GDP的统计办法，利润也是GDP的一部分，利润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和最后形成所得税在全国的分布，它也会产生一个不对应的关系。这种不对应的关系，总部设在什么地方呢？总部往往的位置都是东部，而且还设在大城市，而且现在还有从一般大城市向特大城市转移的趋势，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大城市说我们要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发展总部经济从经济上有它的理论、原因、道理，但是发展总部经济以后，在税收上对于发展总部经济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是有好处的。所以企业所得税里面就有这样的问题。

　　第五个就是个人所得税。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基本上是代扣代缴的办法，谁给你发钱有义务把钱扣下来。因此，这个钱从哪儿领的，和人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一致，有的时候不一致。比如说北京的居民，现在人在流动，各地找工作，我在上海公司工作，或者在深圳在武汉工作，武汉的公司要给发我的工资，武汉公司发工资就要把税扣下来，交到武汉市的地方税务局。但是这个人可能他不生活在武汉，他自己或者他的家庭可能生活在别的城市，一个人在任何城市生活，这个城市都要给你提供公共服务，你在这个地方居住，马路要修，电力供应，污水的排放系统等等的公共服务，但是交税和公共服务关联程度是很低的，所以你要看一下，交扣税和现在人员流动的现象，随着市场经济以后人员流动越来越大的，也会造成交税的人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给他提供公共服务这个地方政府所得到的他的税收，这里面也是有一个不对应的关系。这个主要表现在异地的工作上。当然还有股票、股息红利、利息等等，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所得税目不同，但是总的来看个人所得税就是个人享受给你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政府，和你交税的地方政府本质也有一个不对应的关系。

　　我讲这五个税种，我也没有去详细的算究竟差别多大，哪个税种多少量，怎么分布的，这个我现在没有算，但是这个现象是存在的，而这个现象存在的结果总体来看，我们不要去算具体的，总体来看一个什么后果？就是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高于GDP拉大的趋势，这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结论。这个既表现在横向，东部、中部、西部的关系上，也表现在纵向就是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乡，这样一个级次上的情况。所以横向的区域间的分布，有刚才我说的问题，纵向的级次性的分布也有我说的问题。这个现象最近是引起了很多的关注，我们觉得这个现象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是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而且从某一方面说，对于我们企业的经营，对于地方政府发展各地的经济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地各级地方政府，做了很多的努力发展当地的GDP增长，有新的增长点，但是这个税收最后它得不到，一个地方要提供公共服务，要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让老百姓能够享受比较好的公共服务，教育、卫生、医保、公共交通、治理污染，地方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很多的，提供公共服务不是拍脑袋拍的，需要资源和税收，我们现在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原因很多，很多人都讲过，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各地政府都有很强烈的发展当地经济的动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如果地方政府对发展经济没有兴趣，那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都非常得不足，光是中央政府有积极性，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那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动力就不足了。但是如果关系有一点偏差的话，对这种动力的发挥作用会产生某种扭曲。我们现在说治理污染，为什么说治理污染很困难，你从上面看很简单，排水等这么多污染，把河污染了，把水污染了，把它停下来，从全国看讲道理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对于当地政府它也知道应该停下来，污染水系污染空气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要把污染的东西停下来，那可不是随便说一句话说停就停的，停下来以后马上就引起就业的问题，税收的问题。前两天北京的首钢最后一座炼焦的炉子给停了，首钢在北京是重要的污染源，这几年逐步的停下来，也不可能一天停下来，要逐步的停，逐步的迁移出去，逐步的采取治理污染的措施，因为治理污染也需要投入，我说这个话完全没有为污染辩护的意思，我只是说提供公共服务是需要资源的，因此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税收和财政的制度，首先应该把这个地方发展的经济，应该获得多少收入，它的税源它的GDP产生的收入应该首先为这个地方能够获得。先把刚才我讲到的，这个地方的GDP税收要被别人收走了，要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解决这个问题以后，中央政府再来考虑这个地方收入还是多，那个地方你虽然收入比过去多了一点，但是按照你支出要求还是不够的，中央给你补一点。所以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先解决各地之间它应该获得它所创造出来的GDP那个GDP里面含的税收，首先应该在这个地方交纳，然后中央政府再来处理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调整，按照支出的要求，按照公共服务的标准，应该怎么来调节，把这个地方高了，调到低的那里去。我们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现在在前面的环节就先使得我这个地方创造的GDP的税收收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中央政府说，你这个地方太多了，拿过来，你这儿少了再拨给你，先产生了分离然后缩小差距。我们觉得这个办法是应该改革的，首先先使得这个地方所创造的税源，应该得到的部分应该先让它得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差距，那么中央政府再对这个差距进行调节，使得各地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上达到最好的标准。这个问题从财政税收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责上看，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但是这个现象对于企业的经营和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情况。

　　刚才我举的例子，在座的企业我不太清楚都是什么样的企业，但是我相信你们在座的企业里面一定有的企业所创造的税源，它的税收是被别的地方的政府收走了，也一定有你这个企业所在地的政府收了别的地方所创造的税源的税收，被你这个地方收了，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层级上都存在，而这个东西存在已经对于我们企业发展产生了可以说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采取了一些企业中间的重组，由于这个问题的障碍，对于企业重组产生了阻力，比如说我知道有的省里面同样一个厂有三个，比如说生产香烟，有三个卷烟厂这是历史形成的，现在竞争很激烈，应该把三个弄在一起，形成一个卷烟集团，然后把次品牌不要了，把好的品牌发展大一点，这从经济发展来看肯定是非常合理的。但是，除了这个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矛盾，这个公司变成一个子公司了，它变成总公司了，这也是矛盾，原来咱们三个人平起平坐，开会一块儿参加，你是一把手，我也是一把手，重组以后可能我在我这儿一把手，但是在总公司我变成三把手了，这个东西好象不大好，这种阻力在重组里面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你们都经历过，不用我说了。现在除了一个阻力以外，还有一个阻力，三个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阻力，这个公司本来在我这里是一个单独的独立法人，税收是交给我的，这个集团一重组，要设在我这儿那我高兴了，那俩公司所有的税收到我这儿交，那我当然非常欢迎，我给你提供支持，我可以给你地皮，你可以盖大楼，我的地皮可以不要钱，那我愿意，为什么呢？地皮几个钱啊，税都到我这儿来，我很高兴啊。但是那两个地方不高兴，这个企业没有重组以前税是交给我的，重组以后交给你了，这个东西我当地方政府的领导，我怎么给我的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说起来我们的政绩怎么体现。因此，怎么处理关系，不但对于我们的政府行为有影响，对于企业的经营，特别对于资本市场企业的重组，这是一个背后会产生很大的障碍。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会给企业重组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企业重组不受这种税收交纳地点的影响，当然减少这个阻力以后，企业重组的速度只考虑企业之间的资本的组合调整，这个对经济发展总体上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由于我讲的几个主要税种都有这样的问题，因此企业重组的同时，不但处理好几个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还要处理好这几个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那么就等于多了一个障碍，多了一个进行重组的困难。我知道，有些重组的案例最后失败不是因为企业间的利益调整方案失败的，而是由于不同地方政府间税收问题的调整没有符合大家的意见。

　　因为，我讲这个事情，虽然这个事情是一个税收制度，是财政制度的一部分，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跟企业发展，跟产业发展直接关系是没有的，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跟企业发展和产业发展，背后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关系和联系的。特别是当企业做大做强，在资本市场上企业重组的这种运行当中，刚才我讲的问题，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因此，这个问题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办法解决，从政府来看能够帮助缩小政府间收入差距，这是政府的职能，同时我觉得也能够给企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提高我们总体经济的效率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而不是一个阻力的环境，我认为这个问题直观上看是政府的问题，只是跟政府间的关系的利益分配的问题，但是背后也会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产业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应该更好地来研究、来设计，同志们知道我们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时间不长，我们92年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目标，到现在才十年的时间，所以中国是一个古国，但是市场经济来说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我们现在的很多制度还都是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间的一个过渡版，我们现在的税制是94年税制改革建设起来的，应该说这个税制总体上是很成功的，包括我们的分税制是很成功的，今天整个国家的发展和94年的税制改革分税制的改革有着很重要的关系，没有94年的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我个人认为很难今天的成就，但是这个意思我绝不是说04年的税制已经很完美了。就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税制中间一个比较重要，应该引起关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研究，我们慢慢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定会实现既能够使得我们政府可以给老百姓提供比较好的公共服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基层的地方政府，能够给所在的居民提供比较好的公共服务，同时也可以给我们企业的发展、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一个外部环境，我就讲这么多，这个问题是最近我们才提出来的，我在几次别的场合上也讲过这个问题，也引起一些学者、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今天大家都是企业界的同志们比较多了，我也希望同志们在你们的工作里面，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或者体会，大家可以讨论，帮助我们把这个问题能够认识得更清楚，研究得更透彻，我们能够拿出一个更好地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能够加快我们税制的建设进度，使得我们的税制建设能够更好地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我今天就介绍这么多，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