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建行行长常振明调任中信集团总经理，国有银行的一系列换将换帅行动也拉开了序幕。交行行长张建国已经调任建行行长。更有传言说，还有部分国有银行的高层会继续调动，不排除有的国有银行高层调到政府机关担任要职的可能。

　　国有背景的银行高层调动，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退休引起了建行行长常振明的调动，再引发了交行行长的调整；由于浦发银行行长调整，也导致了上海银行董事长和行长的调整。

　　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换帅”。2004年国有银行股改时已有先例。当时，担任过工行副行长的李礼辉从海南省副省长任上调到中行担任行长；担任过央行行长助理的蒋超良从湖北省副省长变身为交行董事长。如果从更广泛的领域看，不仅是金融业，电信等国有资本占优势的领域，都曾出现过类似的案例。

　　国有银行领导层调动为何会引发人事变动的连锁反应？最直白的解释是，在中国银行业中，一流的银行业人才是稀缺资源。能够得到政府认可的合适行长人选，都是现任职于其他银行的行长或者董事长，因此，一个重要人物的调动往往牵涉了几家银行几个重要职位的人事调整。

　　我们认为，这样的调动未免简单。

　　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都是副部级干部，副行长都是中组部直管干部。即使是地方政府控制的股份制银行，董事长和行长也还是正局级干部。这意味着，在选择国有银行或者地方政府控制的股份制银行董事长或者行长时，首要考虑的是行政级别而非管理和业务能力。

　　在这种官本位体制下，要进入一家银行的最高管理层，如果不能熬到相应的行政级别，其他条件再好也是没有机会的。问题在于，要做到副部级干部，没有数十年的磨砺是没有可能的。国有银行市场化的改革不过10年，要是按“熬年头”计算，真正精通业务和管理的市场化人才还很难“熬出头”。

　　而且，做官员和做银行家是两回事，行政官员的考核跟企业家的考核也是两套不同的标准，激励机制更是大相径庭。如此一来，国有银行高管中难免出现一些没有现代金融学教育背景的官员型“银行家”。

　　在行政级别这个硬杠杠下，不仅优秀的国内银行业人才很难被选拔在合适的位置上，引入“外脑”也成为一件让人挠头的事情。在五大国有银行中，目前只有交行副行长叶迪奇来自汇丰。而叶迪奇能够空降交行，主要原因是当时交行还不是“国有第五大”，副行长还不是“中管干部”。某国有银行的一位负责人就曾表示，外资银行人士担任国有银行副行长，现在仍有政策障碍。

　　因而，国有以及有国有背景的银行业选人之难，根子不在于是否有足够的专业人才。可以肯定，如果我们依然把银行看作政府机构而不是企业，把银行家看作副部级和局级干部而非职业经理人，“中国式换帅”就不会停止。

　　就此而言，股份制银行的尝试已为国有银行探明了路径。王浵世空降民生银行担任行长和去年新桥组织的国际管理团队空降深发展，不过是银行以企业的方式思考和行事的结果。（经济观察报社评）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