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听证会的公信力危机？这需要有关方面在听证程序、信息公开制度、企业内部控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出多方面努力　　

　　即使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并非完全由经营者说了就算。而在我国当下的社会转型阶段，受不同程度价格管制的公共商品或服务，如水、电、油、气、暖、通讯费等，还不在少数。

　　价格听证制度意味着，政府在价格决策时不再试图说一不二，而是把这个过程构造为一个各种相关利益群体的博弈平台，从而使价格形成的博弈过程制度化，并促进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化。

　　但是，随着民航票价、铁路春运票价、城市公交票价与出租车价格等在近年来的听证浪潮中一路坚挺、上扬，价格决策听证制度似乎在无形中成了垄断行业提价的得力推手，于是在流行的舆论话语中，听证与涨价被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无疑背离了价格决策听证制度的初衷，凸显了公众代表在其中的弱势地位，也导致了听证会就是“涨价会”、“走过场”、“逢听必涨”的公信力危机。

　　诚然，公众代表在听证中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与能力上的悬殊，这也是无法完全消弭的，但是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加以改善。所以，要想把听证的民主价值落到实处，就必须以普通公众群体为基本坐标，改善公众听证代表在信息与能力方面的劣势地位。只有政府拿出坦坦荡荡听证的姿态，帮助他们有效地与其他利益群体对话，才能让大家认识到，参与政府价格决策过程，决不是为了简单地来说几个意气用事的“不”，然后就听天由命。有些价总是要涨的，只是一定要涨得明明白白。说白了，无论涨还是不涨，公众通过听证参与价格决策，都是一种民主生活的养成过程，也是一种社会的民主型塑过程。

　　要坦坦荡荡的听证，首先要把价格方案与经营企业的财务信息充分地亮出来。但是，对于垄断产品或服务的信息，经营企业知道得最清楚。不光普通公众，甚至政府主管部门掌握的信息都远远比不上它们。目前的多数听证会实践，恰恰总是强调价格方案与有关信息在定案之前要保密。个中原因可能与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关系的改革与转型尚未到位有关。其实，就教育学杂费、基本医疗诊疗费、水气暖费、公交工具票价等各地价格听证目录中的常见项目来说，几乎不可能因为提早公布价格方案而引起社会恐慌或者抢购潮。即使涉及经营企业的商业秘密，也可以就公开的内容灵活处理，而不应全盘保密。因此，应当在不涉及国家秘密与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充分公开价格方案及有关企业的财务信息。

　　所谓充分公开，包括时间上、程度上、媒介上公开。就时间来说，《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中的“最低保障”是10天，尽管北京等地在实践中延长到两个星期，对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价格决策来说，仍然是很不充分的。上述《办法》还规定，价格主管部门应在作出组织听证决定的三个月内举行听证会。该决定一经作出，就应尽快进入公开阶段，因此可以考虑在这段时间内设定至少一个月的公开期，给公众充分的了解、讨论与反应时间。可以想见的是，在全民讨论的氛围中，不关心、不了解价格听证的人也会时时接触到周围人群、报纸、网络上的讨论，从而广泛、深入地激发起公众参与的积极性。程度上，是说应从严认定国家秘密与商业秘密，尽可能充分公开经营企业提交的价格方案及企业财务信息、政府与专业机构的审查报告以及政府对价格方案的初审意见等。媒介上，是说应把公开原则上升到政务公开的高度，既广泛利用传统传媒，又积极尝试电子政务平台等新媒介。对于影响较大的价格项目，还可以考虑组织有关听证决定的新闻发布会，由经营企业说明价格方案，价格主管部门说明调定价的法律依据、政策因素与初审意见等，并解答媒体与公众的问题。

　　信息公开了，经营企业说亏本或者微利，因此要涨价。到底是不是真的，还要审一下这底牌的真实性。实际上，经营企业的财务与成本信息不真实的问题在民航、铁路与出租车听证会中都有所暴露，这些经过中介机构审查的成本甚至被舆论戏称为“注水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垄断经营行业的体制性问题，实际上，即使中介机构审慎履职，也难以挤干这些成本中的水分。在美国历史上，法院就曾经否定铁路经营企业提价的合法性，理由正是：铁路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企业内部管理废弛，因而不能通过提价转嫁给货主。在我国，要根本解决注水成本问题，还有待于时下已经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等多方因素协力。但是，听证中的财务信息审查制度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现存制度资源，担纲规范垄断行业不合理收入的“急先锋”。至少，如果有些企业一方面“哭穷”，大喊微利或者亏损，另一方面管理成本与员工福利畸高不下，甚至给一个普通抄表员也能开出十万年薪，该不该让它涨价，想来并不是多么难回答的问题。

　　即使拿到了真实的信息，还得让大家都看得懂，无论反对或者赞成，有理也说得出、说得响。普通公众对价格方案与有关财务信息的分析能力，远远比不过专业技术人员云集的经营企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们的参与正是听证的民主价值之所系。实践中有主张，应多多吸收有关听证内容领域的专家、学者或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听证。但是，必须指出，听证会既不是专家研讨会、论证会，也不是人大代表等政治代表可以垄断的“第二会场”，而是政府吸收相关利益群体参与决策的民主程序。所以，为了维持民主的本色，更好的方案是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提高公众代表的参与能力，使其能够与专家型代表充分、有效对话。

　　要提高公众代表的参与能力，可采取两方面的具体措施：一是，强化经营企业对价格方案的说明义务，包括在提交材料中附具价格方案的通俗性书面说明书；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召开听证说明会，由经营企业宣讲价格方案、财务报告，并解答媒体与公众疑问；确定正式听证代表之后，价格主管部门应开展代表培训，帮助他们了解相关基本知识与背景，分析价格方案与企业财务信息。在听证会召开之前，应禁止经营企业与听证代表单方面接触，以免其对听证代表施加不当影响。二是，探索听证代表的调研支持机制，为确属必要的调研请求提供适当的便利与资金支持。

　　总之，某些听证代表可能一时懵懵懂懂，但是人民群众不会永远糊里糊涂。我们决不能在一次次的公信力危机中，让价格听证的民主招牌失信于人民，变成一副“假戏假做”的幌子。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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