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在刚刚发布的今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适当发挥汇率在实现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的独特作用。有观点简单地据此认为，下一阶段货币政策调控可能将由汇率担纲，与此前的“人民币的大幅升值才是治本之策”观点一脉相承。

　　之前一些观点称，解决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在于人民币至少大幅升值5%，减少大量贸易顺差。的确，国际收支失衡是个大问题。但“5%”论者的逻辑是典型的教科书式的：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的出口下降。如果单纯从教科书上寻找人民币升值改善国际收支的理由，那么，我们也同样能从教科书上找到人民币升值不一定会改善国际收支的理由，如所谓的马歇尔—勒纳条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历史经验或许更具有说服力：从短期来看，两国货币之间汇率大幅变化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它们之间的贸易状况，但从长期来看，引起两国之间贸易差额变化的因素却不在于汇率。

　　首先以日美贸易为例。198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兑日元汇率的贬值，的确导致了在一段时间里美国对日本贸易的逆差减少。但在1997年之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在不断扩大，无论日美之间的汇率如何变化，美国始终处于逆差地位。

　　其次，再看看美国的情况。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不断地扩大。在这一段时间里，美元汇率既有升值，也有贬值。但即便是美元出现了较大幅度地贬值，也没有扭转美国贸易逆差的格局，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扩张。最近的例子是，2003年以来，美元兑日元、欧元等货币出现了近40%的贬值，即使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按美国的统计）除外，美国的贸易逆差也还是达到了5000多亿美元，并没有因美元兑换日元或欧元等货币的贬值而减少。

　　中日贸易也是典型一例。日元与人民币汇率及中日贸易差额的变化，也足以说明汇率与贸易差额关系甚微。2001年至2004年，由于美元的贬值，导致了人民币兑日元也相应地贬值了，也即日元相对于人民币而言升值了。2001年末，100日元可以兑换到6.3012人民币，而到2004年底，100日元可以兑换到8.0573人民币。

　　然而，中国对日本的贸易差额却在人民币兑日元的贬值过程中出现了恶化，2001年和2002年中国对日本的贸易差额分别为顺差1.42亿美元和21.61亿美元；而在2003年和2004年，中国对日本的贸易差额却为分别逆差50.3亿美元和147.29亿美元。按照贸易差额的汇率决定论观点，人民币兑日元的贬值，或者日元兑人民币的升值，应该是中国对日本的贸易差额持续扩大；或者日元兑人民币升值应该导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减少或出现贸易逆差。然而，中日之间贸易的实际结果却与贸易差额汇率决定论观点截然相反。

　　央行行长在今年指出了中国贸易顺差的几个主要原因，如1998-2004年，中国贸易较为平衡， 2005年以来顺差突然扩大并持续增长，主要是进口增速与出口增速拉开缺口。同时，FDI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大幅增加，替代了中国的进口。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新的全球分工的结果。如没有其他改革和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资本流动方向不出现逆转的情况下，贸易顺差将是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常态，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无助于从根本上改革这一格局。所谓汇率担纲的说法，显然是过高估计了汇率的作用。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