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新华网报道，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要进一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进入21世纪，在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之后，金融改革与货币政策成为经济发展与调控的主题，各界对财政政策的重视一度下降。但是，2006年，随着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受到更多制约，以及收入分配改革、能源持续性等重大经济问题的压力，财政改革和财政政策运用也应在更高层次上发挥作用。

　　从历史上看，可以粗略认为财政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振兴财政和消除赤字、以政府投资刺激内需这几个阶段的战略目标转化。何帆博士曾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到财政改革的意义可以概括成为市场经济立宪，并且是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关键和困难的工作。时至今日，在经济社会多重压力作用下，这一命题具有了现实意义和迫切性。综合来看，财政为市场经济立宪，就是要从制度上明确政府与市场间的分工与合作，这需要有一些思路转变。而这些思路转变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真正市场化基础上的公共财政。

　　长期以来，财政工作的效益评价标准，往往以数量增长为首要关注指标，而在数量背后难以看到公共财政的运行效果，应在政策制定和工作思路中全面重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实际效率，建设结构效益财政。并且，当前各级政府预算存在改革不到位、编审机制不健全、内部财务管理较弱三大问题，有针对性地推进改革和法律约束，才能增强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政府的公信力。

　　而且，在解决收入分配难题的话语背景下，财政应该全面关注公平导向，确定福利社会的基本构架。财政政策涉及利益主体最为广泛，因此应当发挥主导作用，这就要求财政管理从效率优先向公平优先的转变。同时，处于社会矛盾凸现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发展福利社会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财力限制使我们无法达到西方式全体福利，但税收和社保支出等财政手段必须向此方面进行努力。

　　除此之外，还需适当控制资源向公共部门的过度集中，避免对民间市场主体的“挤出效应”。近年来税收的高增长使我们不得不平添了忧虑，虽然主管部门有许多技术和经济解释，但不可否认，1997年以来的财政扩张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体制复归的现象。表现之一就是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资源，如果考虑税收之外的、由民间向公共部门以各种名义转移的资源，或许市场主体的财政负担确实有些高了。政府控制过多资源，短期内可能以行政途径促进增长，长期则会损害市场机制内在活力。未来的财政改革应更好地界定资源分配边界，避免对民间主体行为的“挤出效应”，诸如减税、取消收费等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有利于整体经济效率提高。

　　财政政策也需要合理的内外协调机制。目前，一方面，税收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的目标协调机制尚未建立，这种协调在税收高增长的情况下十分必要。另一方面，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机制有待优化，如近期国库现金制度改革推出是非常必要的，但面临市场资金过剩以及央行的紧缩政策，国库改革却可能反而带来更大流动性压力，由此可见该类政策实施需要时机和效果的慎重考虑。

　　总之，所谓为市场经济立宪，实质上就是建立真正市场化基础上的公共财政，如此才能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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