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周其仁(周其仁博客,周其仁新闻,周其仁说吧)的“费雪收入说”

　　近几年，在农村仍然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企业招工难问题却迅速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众多工厂向全国许多地区蔓延，至今也没有缓解的迹象。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专家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诸如“机会成本过高说”（党国英(党国英新闻,党国英说吧)，２００６），认为国家调整了农业政策，减轻了农民种田的成本，提高了收益，从而全面降低了农民外出打工的比较收益；“年轻农民受教育多不愿意继续接受过低待遇说”（蔡国兆，２００４），意指新一代农民接受了较其父辈更高的现代教育，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再也不愿意继续沿着其父辈干脏、苦、累、险工作的老路，敢于挑肥拣瘦；周其仁（２００６）则认为企业招工难的根源不是当期的工价或货币收入过低，而是费雪意义上的“收入”，即产生未来收入流的财富太少。当然，诸如此类的分析还有不少，在此不一一罗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遍及全国许多地区的招工难问题至今仍然未能解决呢？

　　人生在世，不论长幼，都需要解决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等一系列问题，对于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广大农民而言，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依靠农民自己一肩扛。这种约束就使得农民需要对自己一举一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精确的计算，不仅需要计算当期的收益与成本，更需要认真权衡跨期的收益与成本比较。在现今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之下，农民外出打工基本上是很难得到打工地的任何权利保障的，他们往往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所从事的工作也基本上是脏、苦、累、险的行当，成为血汗工厂中的牺牲品：许多工厂所谓的管吃管住往往就是清水泡饭，难以见到油星，简陋拥挤的住宿条件与日工作时间超过１５日小时早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可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换来的收入却每月也仅在８００元左右。从名义收入水平看，月入８００元基本上都超过了农民在家种地的收入，可深圳市劳动局和一批企业联手到偏僻的四川大凉山计划招工５．５万，实际却只招到１．８万，新工人来到深圳，几天就跑掉了好几百；同样的故事也继续在长三角不断重演，甚至在还比较贫穷的江西等中部地区也开始上演。

　　许多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外出打工去获得更高的收入呢？毕竟农民的这种作为从形式上看是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相违背的，难道农民不是一群理性的经济人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意味着其中必然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个中根由究竟是什么呢？在此我们不妨稍加分析：

　　１．打工农民的生命与财产缺乏起码的安全保障。城乡分割与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造成了各地极为严重的地盘经济格局，地方政府的税收与政绩目标导致其政策、措施的价值取向同资本的需要几乎完全一致，只要能够提高ＧＤＰ与增加税收，资本所采取的诸如无限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克扣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雇佣童工与不顾工人死活等一切有助于降低成本的种种不符合劳动法的措施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公开支持。

　　例如，条件与标准并不高于劳动法的ＳＡ８０００被一些企业与政府部门当作洪水猛兽就是最好的佐证，血汗工厂在各地大量存在却没有哪家企业与企业主受到了处罚，至今仍然大行其道；农民工的工资在１０多年的时间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可农民工自发地要求增加工资的行为却基本上被地方政府弹压下去，而农民建立工会加强集体谈判力量以获得工资增加的努力只打雷不下雨；过去很长时间，国家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常常是不着边际地空喊口号，媒体至多也只是给予道德批判。自然，农民就成了风箱中的老鼠，可怜的工资、身体、青春与血汗等均成了资本算计与压榨的对象。

　　但要知道，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自然要对其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待遇的成本、收益及其后遗症与在家务农的各种收益进行权衡。这就使许多使用农民工的企业遇到了招工困难，以至资方向政府求援，政府官员又多方“动员”农民工到工厂去做工。根源在于农民打工的净收入实在太低了，扣除掉城市里的消费，所剩不多；如果遇到黑心老板，农民终年辛苦劳作也落不了几个钱；考虑到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恶劣，农民回到家乡去挣因政策调整而一年新增的几百元收入，免遭身心摧残以致落下多种后遗症，实在是理性得很！

　　２．外出打工的负面后遗症过多导致沉没成本难以弥补。企业主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永远享受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好处。低薪和低薪问题发展而出的“虐工”现象，在公共管理部门的默许甚至公开支持下必然广泛蔓延，管理上的失察与权力资本的介入，血汗工厂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各地死灰复燃；问题发生之后，公共权力未能采取果断、有效的举措，以至于血汗工厂祸害不断。低薪与资本的任意摧残使得多少年青鲜活的生命过早地衰老甚至凋零，而资本与公共权力基本上不会给予起码的补偿，因为大多数农民工都缺乏应有的劳动合同和“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一旦发生意外只能听天由命，一切灾难只能由农民自己承担，从而给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青生命的家庭带来灭顶之灾。

　　例如，南宁市马山县农民工到海南省东方市一金矿打工。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在对其进行健康检查时发现，在拍片检查的３４８人中，确诊矽肺病１５２例，检出率竟高达４２．２２％。专家按照这一比例测算，马山县曾去海南金矿打工的２０００多名农民中，矽肺病患者至少有４００人以上，这些村屯堪称“矽肺屯”。而大多数农民工患病后，往往只能回家乡等待、听天由命，虽然有的也自筹经费进行医治，但是由于这种病往往病情复杂，见效慢，很多患者最终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过早病死。广西横县广龙村农民工群体性罹患尘肺病被发现证实之前，该村每年有３至５名尘肺患者过早病死。但资方与当地政府、劳保部门均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补偿。

　　目前，农民工中职业病潜在患者超过２亿（王永超，２００５），媒体报道的工人过劳死、工伤事故死亡每年超过１０万，其中８０％以上是农民。诸如此类极为普遍的问题所造成的后果，在现行体制之下基本上只能由农民自己及其家庭承担。这就是当今大多数外出打工的农民必然要面对与考虑的沉没成本，不仅对农民工自己产生无穷的后患，还会延及父母与子孙。只要外出打工的收入及其相应的制度保障仍然不足以弥补这种可能发生的沉没成本，要想真正解决企业招工难问题恐怕未有穷期。

　　３．周其仁所谓的招工难问题缘于“费雪收入说”基本上不符合中国国情。这是因为大多数外出打工的农民主要是为了获得当期的货币收入，以解决自己的住房、婚姻或子女的学费等关键性开支，当然最好还能够有所节余，以满足自己不能打工之后的生活与养老问题；至于能否为其今后的发展或收入增加创造多少有利条件，则基本不在绝大多数农民决定外出打工的考虑之列。毕竟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所需要的开支往往都急如星火，打工就是为了解燃眉之急，至于这种打工行为能否为其未来带来更高的收入创造条件与基础则是次要的。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