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罗　岚　徐瑞祥　刘发志　沈　潇

　　嘉　宾：郑功成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刘霞辉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主任

　　王智勇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不能说“高增长低就业”

　　问：目前人们很关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就业低位徘徊的现象，请问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郑功成：我认为用“双高”对“双低”来描述目前的发展格局更符合事实。改革开放２７年来，我国创造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并且还在继续着这种奇迹。但自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发展格局却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双高”对“双低”的格局，即ＧＤＰ高增长与国家财政收入高增长对应的是就业低增长、居民收入低增长。

　　刘霞辉：我个人认为，说我国目前出现经济高增长、低就业这样的现象，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近年来，我国ＧＤＰ保持在１０％左右的高速增长，就业增长率一直在４％以下徘徊，就业增长确实不怎么乐观。但不能说这就是“高增长低就业”，而只能说是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匹配，就业增长速度偏低。

　　就业本质上是社会问题

　　问：这两者有对应关系吗？

　　刘霞辉：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不能机械地绑在一起，认为高增长、高就业扩张才是正常状态，其余情况都有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从美国历史数据中提炼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经验关系只适于美国，不一定能用于中国。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经验关系如何，应有自己的值，跟国外比没有意义。而且就是一个国家，不同时段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比也可能不同。就业问题本质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简单的经济问题，当然就业总量扩张与经济好坏相关，但不能将二者划等号。中国目前在就业上出现的问题与总量扩张不足有关，但我认为更严重的是结构问题，如产业发展不均衡、教育与市场脱节、劳动者缺少职业技能等，而这些问题政府可做很多事。而且，我还乐观地认为，如果这些结构问题解决了，全社会就业水平会进一步提高，那时会出现高增长、高就业增长的好结果。

　　低端就业难 高端较易

　　问：目前就业增速缓慢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刘霞辉：从总量上看，主要表现在：一是就业增长率与ＧＤＰ增长率不匹配；二是近几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都在４％这一政府承诺的控制线左右；三是就业缺口很大。据来自国家发改委的预测数据显示，２００５年中国需要就业的人口为２５００万人，但实际需求和已实现的就业量没那么大。

　　目前我国就业形势紧张，并不是说所有职业就业都难。在高端就业领域，如高管人才、技能型人才等相对来说还很稀缺，他们找工作也很容易，待遇也好。

　　王智勇：我认为还表现在就业的增长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以北京市为例，第三产业是就业增长的主力，而第一和第二产业甚至出现负的就业增长。其次，在就业难的重压下，非正规就业规模日益扩大。据有关专家统计，仅仅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期间，非正规就业与单位就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之比就从大约１∶４提高到接近１∶２的水平，这种扩大的趋势依然还在继续。

　　地方政策存在认识误区

　　问：什么原因造成经济高增长就业增速缓慢？

　　刘霞辉：我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经济结构，一是劳动力供给。经济结构方面，近几年支撑经济高增长的主要为第二产业，其中国有企业和大企业是主力，而这些企业吸收劳动力、增加就业岗位的能力有限；中小企业对ＧＤＰ贡献相对较小，它们却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吸收大量的劳动力，但它们在竞争环境等方面压力很大，发展壮大受到影响，工作岗位的增加必然也受到很大限制。

　　郑功成：我认为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发展观片面与认识存在误区。一方面，在效率优先异化成效率至上、税收至上的背景下，许多地方在发展思路上没有统筹考虑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普遍存在着重ＧＤＰ增长轻就业的取向。另一方面，在对待就业问题上误区甚多。如认为工业化能够自动促进就业、劳动成本低才有利于促进就业以及害怕城市化影响就业，这些认识误区直接影响了政府在经济或产业结构布局上的作为，而长期的低劳工成本不仅限制了城乡居民的购买力，更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与生产发展，进而对就业岗位的增长形成抑制局面。

　　王智勇：还有一个原因是就业的非正规化。从统计的角度来看，非正规就业并未纳入到统计体系中，故而不能反映到就业增长的统计数据上，那些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员依然被归到失业者行列，故而失业率依然较高。

　　这一状况持续副作用大

　　问：“经济高增长与就业增速缓慢”会带来哪些社会问题？

　　刘霞辉：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匹配，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将会有很大的副作用。一是人力资源浪费，如果进入劳动年龄而未就业，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会形成很大的浪费。二是大学生就业难，对社会负面影响大。如果大学生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将影响到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看法。三是增加社会矛盾，危及社会和谐稳定。如低端就业领域紧张与高端就业相对宽松形成鲜明对比，结果就会导致好的越好，差的越差，社会分层加剧。同时，大量人员处于非就业状态，这对社会治安也是一大威胁。

　　郑功成：可以肯定地说，对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的中国而言，高增长低就业的后果是不良的，如果这种格局持续甚至恶化下去，失业率必会持续攀升，正规就业岗位必然更加紧俏，非正规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将更加泛滥，劳动者地位将进一步弱势化，贫困现象将加剧，社会矛盾会激化。

　　应该适度“抑高扶低”

　　问：如何才能将经济高增长转化为高就业？

　　刘霞辉：如何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合理协调就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我国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结构转型不能过快，如资本有机构成不能提高过快。二是结构转型的某些方面应该加快，如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应该逐步放开和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以创造就业机会。三是为低端劳动力进行免费或低收费的技能培训，提高其劳动技能。同时，政府可提供更方便的就业信息服务，优化社会人力资源的使用。

　　郑功成：我认为总体的发展思路应当是适度地抑高扶低。换言之，就是要适度地抑制ＧＤＰ的过高增长速度，只有抑制过高的ＧＤＰ增长速度，才可能让各级政府有更多的精力来促进就业，一些虽然不能支撑ＧＤＰ快速增长但能够容纳更多就业者的产业才可能受到重视。只有适度抑制过快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才可能让城乡居民通过劳动就业等途径来获得更多的收益，进而促进消费、促进生产、增加就业。以适度降低增长率来换取就业稳步增长，并在增长速度调整中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化与健康化。

　　王智勇：进一步消除限制劳动力流动的种种障碍，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使劳动力的供需对比日趋合理。改革户籍制度，积极促进大学生就业。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大力开展职业培训，提高下岗失业者的劳动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