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人民币期权和期货产品开始正式交易，9月5日，新加坡新华富时A50指数期货也即将上市交易。人民币衍生品在境外的频频开花近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境外人民币衍生品的推出将给境内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日前，在“第五届国际金融中心研讨会”上，《第一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日报》专访了主办方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教授。
《第一财经日报》：境外人民币衍生产品的发展比境内要快得多，在你看来，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陆红军：这主要是因为国内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人民币还没有成为国际化的货币，我们的货币和资产体系基本上还没有国际化，这样人民币衍生品的推进一定会是国外超越国内。此外，金融市场没有达到一定的成熟度和规模，缺少金融衍生品方面的人才，也是主要原因。
《第一财经日报》：有专家提出这样可能会导致人民币资产定价权的旁落，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陆红军：定价权问题事实上就是一个市场风险的问题，市场风险的核心就是价格风险，价格风险就是定价权。定价权和话语权都是金融中心的重要内容。
今年1~6月份广州外资金融机构缴税的增长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倍，这反映了外资银行的业务发展非常迅速。现在基本形成了境外银行进行产品设计，确定产品价格，而境内银行做产品承销，推行这个价格的一种局面。缺乏定价的主动权，其实也是一个令人关注和担忧的现象。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仍然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陆红军：我预测今后3~5年中这种现象还会加剧，在中国今年12月1日金融全面开放以后，这一市场潜在的风险还会进一步显露出来。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之策？
陆红军：这种现象本身对中国的衍生品市场就是一种倒逼机制，所以我很提倡跨中心的合作，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国际化程度比较低的体系，市场不成熟，货币没有国际化。我们可以让中心与其他的国际金融中心合作，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通过接触新的风险，我们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推动自身的发展。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加强金融体系建设，推进金融改革，加强市场风险的控制，培养自己的专业人才。
从更高意义上来说，就涉及到我们中国的全球金融战略，但我感觉到我们在金融战略方面尚缺乏一个全球化的清晰的、切实的思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是“经济的大国，金融的小国”，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赶快放开，这样可以很快建立一个与中国经济体系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对境外人民币衍生品出台一些限制的政策或采取一些措施，你认为能挽回损失吗？
陆红军：但我认为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而采取方法（对境外衍生品）进行限制，这种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毕竟是金融全球化的一个趋势。它也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处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是一种客观的趋势。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汇改以来，引入人民币远期、利率掉期等产品，你如何评价国内在推进衍生品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
陆红军：管理层的策略是在国内可以承受的基础上来发展（衍生品），这个策略还是比较适应中国国情的。当然这个力度还是要加强。境外各种金融产品成千上万，而目前在国内流通的只有几十个衍生品种，与国外的差距还非常大。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目前中国在发展衍生品方面存在的主要障碍有哪些？
陆红军：第一个就是货币没有国际化，第二就是金融市场的规模较小，品种比较单一。第三个最根本的是缺少人才。从进行宏观控制的经济管理部门，到央行，再到商业银行都应该有一批懂得金融衍生品的人才。
而我们目前在金融人才的培养上存在着四个方面的误区：一是过分强调年轻化，而忽视资深人才，其实金融要靠经验，形成判断力，这种判断力需要长时间对市场、宏观、微观的积累经验。二是过分强调学府化，通常金融本身的前沿性很强，通常金融前沿的东西与学校教育的距离通常有5年的时间差，现在这个时间差可能要短一些，但也有一个滞后现象。所以过分强调在学校里培养金融专业人才和领军人才，是一个误区。三是过分追求形式化，推崇资格证书的考试，其实推行资格认证是必要的，但不能单一依赖于资格证书，实践经验和资格认证应该同步推进。四是讲究数量，忽视结构和质量。比如强调本科、硕士、博士的数量有多少，但实际上有时千军万马不如一个索罗斯。 (责任编辑：马明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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