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小众，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东西就能成为主流。开头的时候我们推广，小众，但最后都普及了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广州 实习记者 钟良

　　再过一个月，欧宁就能透过SOHO现代城工作室的玻璃窗，清楚地看到首都的车水马龙了。北京的秋天是干爽宜人的，可他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怀念2300公里外的广州。此时，他在广州最后寄居的“别馆”里的凤凰树，应该已经绽放出绚烂的花了。

　　从广州搬家到北京，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因为一个更大的舞台等着他。

　　他的离去，让很多人感慨“广州最好玩的人离开了”。

　　追逐城市的朝气

　　欧宁是谁？

　　早年他是诗人，接着成了新锐文化活动的积极推动者和策划人，组织过许多次音乐会，其中包括崔健、唐朝、香港先锋音乐人和一些外国音乐家的演出；

　　后来他又去做平面设计。他设计的《北京新声》是一本让传媒瞪目结舌的书，这本书极尽夸张地使用了多种视觉语言；

　　他还是一位社团活动家，在国外先锋电影资料还很稀缺的时候，很多广州青年就是在他发起的影友组织“缘影会”上，看到了侯麦、戈达尔和更多的西方当代电影。

　　他也是一位传媒人，《周末画报》中最前卫的版块《别册》就是由他来主编，这个版块也是整本杂志中最具原创性和国际色彩的部分。

　　8年前，欧宁从深圳跑到广州，一待就是10年。“以前的深圳已经没有了，那个城市当年特有的朝气已经没有了。城市太小，来来去去就是那些人，厌倦了那些圈子。”

　　“广州有历史，媒体工业很发达，人文也深厚一些。广州历史我很着迷。”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这一年他认识了现在的女友曹斐，一个才华横溢的女艺术家，他的工作伙伴，“别馆”的半边天。1998年曹斐还在美院上学，拍了一部实验短片《失调257》，在博尔赫斯书店放映，欧宁去看，两人就认识了。

　　今年，房东要卖掉“别馆”，于是他们决定干脆搬到北京，因为正好曹斐要接拍一部电影。云南省委宣传部花2000万找了10个女导演拍电影。

　　“我们以后想拍电影，做剧场，广州这边人才还是不太够。”

　　“毕竟还是北京的舞台够大。”

　　城中村三部曲

　　欧宁眼下的工作是尽快剪出纪录片《大栅栏》，纪录了一个老北京城区的剧烈变迁。这事拖了很久，搬家严重阻碍了工作进度。

　　《大栅栏》是由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出资拍摄的，也是欧宁“城中村三部曲”的第二部。此前他拍过《三元里》，用的是著名华裔策展人侯瀚如从威尼斯电影节拉来的30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拍了广州一个城中村的故事。欧宁在同名出版物序言中用了这样的标题——《历史之债》。

　　《大栅栏》之后的项目，欧宁也已经选好了目标——上海的曹阳新村。在这里，他看到了一家三口如何在9平方米内生活，一个吃饭的小桌子还能当作母女两人的乒乓球桌。而离这个当初的工人生活样板村不远的地方，就是奢华的酒店和高尚住宅小区。

　　读大学时，欧宁就经常跑到广州的城中村来找他的诗人朋友们。“1992年写过三元里。住在那里会感觉被包得很温暖，就像小时候躲在一个什么地方，譬如草垛子下，不见天日，很有安全感。”

　　毕业后，欧宁住进深圳的城中村。在潮湿狭小的出租屋里，他会把一台最普通的TCL电话机钉在水迹斑斑的墙壁上，用电话线挂出一个几何图案，带出不甘平庸的趣味。

　　他尝试过很多艺术形式，可在他看来，最有力的还是纪录片。“用DV制作独立影像，就像以前拿起笔来写诗的感觉一样。中国这些年所出现的民间影像，其历史价值远大于大多数官方电视台的影像，因为民间影像多数由个人来完成，它自然带有‘宏大叙事’的官方传媒所没有的个人视角和细节，因此它留给历史的回忆也更饱满、更细微、更动人。我正把自己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影像中去。”他要记录这段历史，把责任融入其中。

　　为兴趣而活

　　现在的欧宁就像他的名字，宁静祥和，心静致远。胖胖的，短发近乎没有，带一副黑框眼镜，话音柔和，态度诚恳。

　　曾经有记者在巴金先生去世后问他的想法。他说知道巴金，却没有读过他的著作，所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记者紧追不放，非要问他巴金对这个时代的贡献。他只好回答：“听说写过一部忏悔录，特别真诚，这种拷问灵魂的勇气，也许就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吧。”

　　但他在博客上说，自己没看过这本书，却要这样说，实在太不负责。

　　十几年前的欧宁并不是这个样子。来自广东湛江的一个小镇，作为家中的大哥，他还有1个妹妹，3个弟弟。36岁生日这一天，他写到，“在这个我降生的日子里，我特别想念我的家，我成长的地方，至今老父老妈仍然厮守在那里。可恨的是，一个离家太远太久的人，总是望不见自己的起点和来路，家乡在我心中已成模糊一片。”

　　“这些年来，拍纪录片的时候，无论在广州的城中村还是北京的贫民窟，当我越接近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我就越思念我自己的根。……中国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关注，这些问题并非只是报纸或电视新闻里的标题，而是时代的通病，最终与每个人都有切身关系。就像我目睹中国大城市贫困社区的残酷现实后总是联想起我曾经穷困的家庭，那种关系如同血肉相连、唇齿相依。我们在这个世界兜了一个大圈，最后都会回到起点。36岁，我最大的梦想是能穿透眼前的迷雾，找到自己的起点，找回自己的精神大后方。”

　　长子的责任、贫穷的家庭给了这个少年更多的敏感，而诗歌给了他追求理想的空间。也是因为写诗，他被保送到深圳大学。

　　那是一个真把写诗当作事业的时代。欧宁说，自费出地下诗刊，与天南地北的人交往，可以闷在宿舍里为推敲一个韵脚而睡不着觉。但是后来，看到很多只会写字的人都自称是诗人之后，幻觉便破灭了，因为他始终把诗人看得无比重要，认为他们传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质。

　　有同学嘲笑说，诗人只能回湛江农村去，让他忿忿不平。他也因此成了班里第一个为工作奔波的人。“我不相信在这个商业社会上立不住脚！”

　　于是，从广告公司小文案作起，换了无数的工作，一步一步腾挪攀升，直到今天这样一种状态：可以靠兴趣来养活自己——一种自由时尚的生活方式。

　　谈到未来的理想，欧宁依然平静，首先要把案头的活做好。“希望的是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形式上并不固定。”

　　在欧宁凌乱的工作室里，摆放着一部60年代瑞士出产的8毫米手提摄影机、带液晶显示的苹果Power Book手提电脑、一些黑胶唱片和一部唱机。尽管不再写诗了，可还在看，有时也会把自己当年的旧作拿出来翻翻，放在博客上给大家看。

　　人物周刊：现在靠什么赚钱？

　　欧宁：主要是做设计，比如给《周末画报》做别册。他们一碰到难度高或特别隆重的工作就找我，比如说举办周年活动什么的，要出特刊、拍电视广告片，都要我来做。有一次做一个别册共80页，我就只发表了一篇王梆应约而写的小说，叫《媒体兽》，这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讽喻媒体工业的。我收集了很多和媒体有关的影象作为插图放入其中，比如说周铁海做的假冒的《时代》和《纽约时报》杂志封面，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爱慕杜华的电影《KIKA》里的狗仔队服装，刘铮拍的9·11幸存者（这个在影棚里完成的作品其实是媒体影像的倒影）。我是想表达一种媒体工业对人的异化。我同时也为许多艺术家设计他们的作品集，为许多国外的美术馆和画廊设计展览场刊，还为不同的出版社工作。

　　人物周刊：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众的人吗？

　　欧宁：挺小众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东西就能成为主流。开头的时候我们推广，小众，但最后都普及了。

　　人物周刊：想通过自己的创作表达什么样的概念？

　　欧宁：主流文化太强大了，几乎垄断了所有人的选择，这样大家的选择就变得很单一。我的工作就是想在主流之外找寻一些新锐的东西，让他们能发出一个声音。这样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会有一个多元的选择。不然你听音乐就只能听周杰伦。没有更多的选择，这个世界不是很无趣吗？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