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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1963年2月20日生于天津。1981年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5年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和播音。
1996年主持《实话实说》，成为公众人物。2003年7月，主持新节目《小崔说事》。
2004年4月，崔永元精心创制的新栏目《电影传奇》开播，内容涉及150部老电影。崔永元在节目中既是主持人，又是主要演员，既讲故事又演故事。
目前正在“重走长征路”，其纪录片《我的长征》在央视播出。
崔永元对于他这一次饱受议论的电视行动，有了一套完整的说法：首先，他“不管长征是不是主旋律，它就是历史”。而“主旋律是一个正面的词，谁都不要排斥它”，主旋律就意味着不好看，这是不正常的。
■本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遵义 图/胡吗个
崔永元总会不失时机地弄出新动静。从《实话实说》到《电影传奇》（中间还有一个《小崔说事》，被他称为随意之作，不值一提），他会在事儿的热闹时分见好就收，而不会等到观众厌弃再去找新的活儿。当他觉得《实话实说》“越来越不像”他想说的话，他放弃了这个给他带来名声的节目。
他随时在琢磨如何做得更好，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如果说“实话实说”可以归于国外现存的“脱口秀”类型的话，“电影传奇”则完全是他独出心裁的。
他对后者感觉特别好。他说，多亏他及时做了。要是现在来做，起码有一百人采访不到了。他认为他对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他的电影检索系统“是中国有电影以来最好的电影检索系统”。
他43岁了，正当盛年，他自负着。他对电视、社会和人生已经形成坚定的看法，也越来越明白他应该做什么。他相信他是最优秀主持人，相信他的招总比别人多，相信有许多活可以比别人干得好。
“主旋律也可以好看！”
目前，他走在“我的长征”路上。
他自信他有把人们司空见惯的主旋律转化为神奇的收视率的本事。早在去年11月，他就在琢磨了：“既然明年是长征出发七十周年，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纪念，座谈会，报告会，出书，或者每天在媒体上登一段，都是纪念。但我想，纪念长征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沿长征路走一遍。”
于是他开始筹备。
全国选秀，训练队伍，一切搞得有声有色。出发前，全国不少电视观众已经知道崔永元要“重走长征路”了。
崔永元想尝试新的运作方式，跟公司合作。开始是跟毛泽东亲族的孔继宁的公司，崔永元负责电视，孔继宁筹措资金。不过，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我的长征”已经出发了，却还没有钱。
于是原合同终止了。崔永元开始一边走，一边拉钱。“没办法了，我亲自出马去拉去，还挺顺利的，很快就找到了。”
队伍的消耗是很大的。二十几个队员，加上数倍于此的后勤部队，还有节目摄制。虽然他们在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向央视请求支持，并且也一定会得到支持，但崔永元坚持不向台里要钱。“头上顶着个长征精神，就得这样，如果是‘实话实说’没钱了，那就向台里要去。”而这个节目跟电视台的关系，是“台里用广告资源来换这个节目”。
在并无真正的敌人“围追堵截”的和平旅途中，人为的艰难险阻所激发的凝聚力是有限的。开始，崔永元很为这样一个随机组合的队伍担心。包括体力耐力和团结都令人担心。在组建队伍时，崔永元有意避免了建成一个“特种兵部队”，“那样的话，就没有意思了”。崔永元说他的队伍是中国人的随机抽样，就是普通的中国人的一个缩影。整个行程需要八个月走完，目前，已经走完五分之二。
队伍出发前，崔永元的测试表明，队员们对长征的知识仅限于“二万五”“雪山草地”“草根树皮”等几个单词，大多数人对它的含义并无所知。崔永元是一个特别重历史的人，认为一个民族一定要知道它的历史，这是他选择重走长征路的原因之一。他的队员现在都增加了对长征的认识。很多长征故事是他们第一次听到。他们走到四川西部的雪山，重建了一座被称为海拔最高的红军墓，其石材都需要从山下面背上山。所有这些，都记录在长征系列电视片里。
队伍开始走的时候，有两三百志愿者跟着。后来越来越少。目前仍然有几位顽强的志愿者跟着，其中一位生于1937年的福建人李有年，穿着一双塑料凉鞋，从福建出发，一直跟着队伍。这可以理解为中国人的长征情结。另外，有一位15岁的外籍华人少年加入了志愿者队伍，他的父母原本有走遍中国的想法，当他们知道“我的长征”之后，就让他作为一位志愿者跟着走。
八个月的漫长步行毕竟有别于一次随意的郊游及野营。它对队员的体能和意志都是一次考验。崔永元开玩笑说，可以把长征定为中国人的成年礼，让少年从17岁走到18岁就宣布成年。崔永元看到，他的队伍从争争吵吵开始，走到现在，每一个队员都有不小的改变，他相信，走完长征路，很多队员的精神都会被重塑。
至于崔永元自己，他理所当然地是“我的长征”的灵魂人物。虽然队伍里也有一个“三人领导小组”，其他人出面也很多，但崔永元的角色更多，很多场合都需要他的出现。他是司令员，是宣传部长，是组织部长，他也是形象代言人、新闻发言人，包括每到一地，跟当地各方面搞好关系。最后还要负责节目把关。
而今，“我的长征”队伍已经经历过考验，前面可以预料的困难都应该是可以克服的了。崔永元对于他这一次饱受议论的电视行动，有了一套完整的说法：首先，他“不管长征是不是主旋律，它就是历史”。而“主旋律是一个正面的词，谁都不要排斥它”，主旋律就意味着不好看，这是不正常的。主旋律也可以好看。“我们（为宣传长征）找到了一个最接近电视形态的主旋律表现。”“我甚至觉得，自从宣传长征以来，这是影响最大的一次。”
“我的长征”对崔永元来说，可能意味着电视生涯的一个转折——他边走边想他的下一步，他不断地向记者放风，他“不要再跳来跳去，给人一种不务正业的感觉，走完以后，要做一档读书节目。就以此为业，做到老了。”
“喂，哥们儿……请你谅解！”
七月中旬，“我的长征”到了遵义，崔永元春风满面地面对媒体。他找到了新的感觉。他“不抑郁了”，吃得香睡得着，完全是跟在北京不同的感觉。“就为了这种感觉，也非常值。”
这种感觉，一方面包括“自我教育”。他买了40多本关于长征的书，沿途调查对照，对长征历史进行梳理。他特别愿意跟人交流他对长征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新认识，他想写一本书，叫做《细说长征》。无数的历史细节令他感动。瞿秋白多么书生，“我的自白”有多少心曲，他赴刑的路上，遇见一个盲人，他看了盲人一眼，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他在想些什么？钱壮飞何等英雄，他活得那样传奇，他居然死在不明不白之中——那不是英雄的一种死法：传说之一，他问路，被一个地痞指向悬崖，随手把他推下去，没死，又跳下去，用石头把他砸死，为的是抢他身上的东西。“钱壮飞这样的死，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在遵义的三天里，崔永元至少三次这样感叹。
崔永元忍不住了。他开始写文章，头一篇是关于瞿秋白的，已经发表，下一篇是关于钱壮飞。他写得慢，严重跟不上他思想的速度，因为他的事情太多了，等他坐下来看书写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第二个感觉也至关重要，因为即便是为了这个感觉，这一路行走就已经“很值”。这是离开北京，在大自然里才能找到的感觉。他特别提到，在四川的小金，整个七八个小时的车程，旁边老有一条河陪着他们，那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它从头到尾都溅着白色的浪花，就像一条哈达。这种感觉特别好。
这种感觉使崔永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冲动”。“我甚至连这种事情都做过，”他说，“走着走着，掏出电话来，给很久不交往的朋友打电话。”崔永元想着自己以前“可能有偏激的时候”，就向人家道起歉来。弄得别人也挺感动的，马上飞来看他。8月17日中午，两个大男人站在遵义市一个简易的招待所的大食堂前，在初秋温热的阳光下，你一句我一句的。这个中午，崔永元一碗面吃了两个小时。
这是北京不可能有的感觉。因为“在北京就能看五米远，在长征路上可以看很远”。
他还会经常给十岁的女儿打电话。“人生需要经历。以前老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知道了，她是你的未来呢。”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崔永元会宽容一切。就在遵义期间，有一个因“买狗”引发的街头事件。“我的长征”后勤队伍因为经常难免有剩余饭菜，想顺便喂一条狗。买回来后，崔永元觉得不好看，就和他们一起去换。但交涉不好，没有换成。该狗贩大约自觉在街头有些头脸，表示他是“有人”的。崔永元特别介绍到狗贩肩膀刺青，应该是“出道”了的样子。崔永元哪里容得了这样的欺行霸市，事情越闹越大，“我的长征”来了更多的人。崔永元向群众“作街头演讲”，声言“我今天就要铲除你这个黑帮”。而来到现场的警察大约也没有看过“实话实说”，叫“外地人守规矩”。崔永元不服这个规矩，继续投诉。最后是狗没有买成，该警察受到上级批评处理。考虑到与地方的关系，崔永元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善终，不愿意再提及。
顺着“买狗事件”，崔永元讲起他多年前，在电台做记者时的一个“玩命”的故事。他因为惹到一伙街头恶人，被威胁要“下了你的腿”。崔永元竟然找到人家门前去，要人家兑现。人家还以为他也很有来头，没敢犯他分毫。“那时我还没有出名呢。”崔永元调侃道。
佐证崔永元性情的故事，当然很不少。人们看到过他在电视镜头前动情的时候，他的同事讲他如何为别人的命运打动的故事。8月19日傍晚，崔永元已经接受完采访，有人拿来一个纪念册，说是一名不再做记者的熟人请他签名留念。崔永元签名后有一个郑重其事的转告：不要不如意就走，要看值不值得。如果能改变一点什么，牺牲一下可以，就像陈天华那样，蹈海跳河都没有问题。只要有足够的代价，我也愿意。这时，本刊记者提起，1989年4月7日，郑南榕在台湾抗拒警察进入《自由时代周刊》编辑部搜查，预先给自己身上浇了汽油，在警察来到编辑部的时候，点火自焚，警察最终没有能够完成这次搜查。
不知道崔永元是否知道这个故事，但他分明动容了，他眨着眼睛抿着嘴唇微微扬着头的样子，令人印象深刻。采访就这样结束。
热到发冷的激情
去年，本刊曾做过以“病人崔永元”为题的报道。“病人”是一个极度删繁就简的命名，既恰当，又略需附加一点注释。在那个访谈里，崔永元第一次把自己的内心世界透彻地呈现出来。他没有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讲述他个人的痛苦，而是在讲述这个时代的痛苦。他在抨击时弊。在他所抨击的层面，他健康着。
他是激愤的。他有他的风格：“现在这个社会，除了水蜜桃和西红柿变得越来越大个了，越来越甜了，其它的全在降低。”他失望，痛苦，批评，抗争，但不颓废。他总是看到差半杯装满，希望它装满，而不是总算有半杯。他怀着热到发冷的激情，但他最终采取的是积极的态度。他在“实话实说”和“小崔说事”里尽量找那些令人感动的事儿，发现人生的美好。“‘每周质量报道’是说这世界没法活了，我是告诉大家要好好活着。”他在节目里露出的是那种“冷冷的坏笑”，只有你听了他在节目以外的心曲，才知道他内心的冲突。
一切跟他的道德感和价值判断不相容的事件，只要他知道，他看到，他听到，就“跟他相关”，就会令他长时间抑郁。他忧虑的，他批评的，他不满意的世界在狂欢，他抑郁着。他特别面对现实，现实令他抑郁。
经过近年的历练，崔永元更会“骂人”了。他“骂人”了，可是，他认为他“没有骂人”。他只是说，你是主持人，为什么不尊重人，你怎么可以说得出那种低等粗劣的话；你是医生，治病救人是你的天职，你为什么要收红包；你是官员，靠纳税人供养，你为什么要贪污。
但是，他的话说出来却是这个样子——“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
“我觉得当官不必一身正气。你吃喝嫖赌都可以；你该贪贪，你一个人能拿多少，一亿够了吧。但是，你在这一切之外，还得干点正事。现在的问题是，有的当官儿的正事干不来。”
同样，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相当失望。他说，知识分子“相当不错”的道德就是做到“洁身自好”。而事实上，他们可能是“全国牙防组”的后备力量。
只要有现实的话题，他就会滔滔不绝发表对现实的“指控”。
当他走在长征路上，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心情特别好，抑郁症也差不多不治而愈的时候，他没有像对他隔阂已久的老朋友一样，也给“收红包的医生”，给“贪污的官员”和“肮脏的电视”，“打个电话”去“表示和解”。但他并不认为他坚持的是道德高标，不认为他有“道德洁癖”，“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就是这个都算过高要求”了。
他对现实“不谅解”。他和现实胶着着。这个长征没有尽头。
我是电视批评家
人物周刊：去年，你曾在本刊上批评过电视媒体，其中有些话，或许可以算是比较“狠”的，你的领导怎么看你？
崔永元：那个很好啊，包括台里的领导也说好。
领导的意思，大概还是希望我想好了再说吧，不要有“博客状态”（崔永元指的“博客状态”，是不太审慎的言论，“一点击就发送了”）。
人物周刊：那好，继续发挥吧。你理想的电视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崔永元：我理想中的电视就是泾渭分明，就是公共电视台、商业电视台严格分开。世界都这样了，只有中国不这样。
人物周刊：公共电视台的本质是什么？
崔永元：公共电视是公共产品。公共电视台如果被一个集团控制着，就是丑闻。
电视是公共资源，就要知道公共资源要怎么用。比如，中国教育是一个薄弱环节，公共电视台就应该担当起（推动教育进步）这个义务。而我们以前的电视在干什么呢？它在玩命地戏说呢。
我对戏说特别反感。我们是一个历史观念特别淡薄的民族，我敢保证很多人不能把朝代按顺序说下来，大多数人不知道历史，甚至不知道本民族的历史。多么浅薄的民族啊。不知道从哪里来，也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她怎么能有好的前途，怎么能有大发展呢。从忧患意识来讲，公共电视台就该做这事，做普及历史这件事儿。至于怎么做得好看，你从业人员自己想去。
人物周刊：未来的公共电视台，它该怎么运作？
崔永元：它不受商业集团的控制，它靠“收视税”来制作节目。它那么好的广告资源，有的有少量的广告，大部分就空置着，就是为了保持中立。广告没有一个不说好的。至于到底好不好，不仅要受市场检测机构的检验，有时还需要时间的检验。比如“全国牙防组”。要保持公正就要做得公益。
人物周刊：央视新闻频道诞生之前有过这种议论？
崔永元：没有。一个频道不可能完成这种改造。但是，我觉得“公共电视台”这个话题不值得忌讳。
人物周刊：最近，网络上有建议央视改名“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议论，央视郑重地发表了声明，声明中说中央电视台有“对内代表党和人民，对外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功能，如何理解这些功能？
崔永元：除了个别项目不能代表以外，其它的，你可以理解为电视的公共性。公共电视台可以靠近这个目标。
人物周刊：本刊去年称你为“电视批评家”。
崔永元：但是，有些话不能说到家。
你说我是电视批评家，我一点都不躲闪。我就是电视批评家。第一，那么多人不批评。第二，我们现在批评电视，不用绞尽脑汁，才能找出一个问题，是打开电视，满眼都是问题。
你现在打开电视，五分钟之内我就给你找出问题来。
人物周刊：你指的是技术问题？观念问题？
崔永元：什么问题都有，混在一起。技术上很浅薄的问题，那都懒得说。
你说电视台不能做虚假广告。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吗？到现在都制止不住，广电总局最新的文件又出来了。我就不相信那么多电视台的台长水平不如我，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虚假广告，他们就看不出来。他们实际上是只看虚假广告商交来的钱是不是真的。
这到底是法律层面上的问题呢，还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提高声音）我认为已经触犯法律了，我们有广告法呀，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你作为一个电视台天天都在犯法，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没人管呢，我当然要说这个事儿，肯定要说。
现在广电总局说，要管理演员明星代言商品，禁止丰胸广告，违犯三次取消所有广告——多的是呀，哪儿禁止住了？我觉得广电总局应该说到做到。
人物周刊：为什么做不到呢？
崔永元：（沉闷）不知道。我不光想为什么做不到，我在想为什么“现在才发现”呢？我都发现好几年了。我认为大家在装傻。如果开个研讨会，崔永元教大家怎么识别假广告，下面坐着一排排总编和广告部经理，会议开得有声有色——这不是有病吗？
我开始忧愤的时候，我想，媒体的虚假有损媒体的公信力，损害自己的生存空间。后来，我发现中国的环境也真特殊。明知道是假的，也不影响我买你的看看玩玩。这是什么原因？说得严重一点，可能是民族素质的问题。
人物周刊：那我们再回到新闻。电视现在有一股“说新闻”的风气，不是首先给观众还原新闻事实，而是把播报人的感叹评论和新闻事件搅在一起？
崔永元：你问这个看起来简单，其实难以回答。要说也简单，就是第一，新闻要求真实；第二，你的传播样式是不是妨碍真实。
你现在要发表一个观点，是你的观点或是编辑部的观点或是电视台观点，我觉得要告知。
人物周刊：像央视的“社会纪录”，有时报道严肃的社会事件，或者重要的时政新闻，它好像采用的是“评书”的方式，自始至终都在评说，不知道它是阿丘的观点呢，还是编辑部的观点，有时他以“我的同事”的话说事，有时使用“我”……
崔永元：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值得探讨。
我给你说这么个例子，是刚看到的。有一个电视台在出一个纪录片。按照我们的行业惯例，当事人的“真实再现”，应该在画面上打出来，但是他们没有。开研讨会的时候，有人提出来，但是，人家说的是，打上“真实再现”影响观众流畅地接受。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最大的危险是，这些东西都要当资料保存下来，再过几十年，当我们都死光了以后，后人是要把这些东西当真实历史的呀。
日本NHK电视台，它的一个电视主持，当他播新闻的时候，那是编辑好的了，先播哪一条后播哪一条。但是，当他评论的时候，连编辑台长都在竖起耳朵听，他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评论每年都要出书。他经常在电视上鞠躬，为上一次说错了道歉——道歉不丢人。
人物周刊：为什么没有听到我们的新闻媒体给受众道过歉？
崔永元：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有说错过吧。（笑）
还有，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电视台像我们这样使用专家的。国家的公共政策，常常不是口语化的，是普通人看不懂的。专家应该起什么作用，你告诉我，这个汽车产业政策对买车的是好消息或是坏消息；最近房价这么高，是买得买不得。人家的专家说：好消息，或是坏消息；买房子好，还是不买好——谢谢。没了，回家了！可是，我们的专家哇哇哇说一大堆，本来就不明白，听了就更不明白了——我觉得他可能自己还没有想明白，或者想明白也不敢说。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愿意坐在公共电视台上去做你刚才举的那位主持人一样的工作吗？
崔永元：愿意。我愿意做。发表个人的观点、个人的思考嘛。
人物周刊：最后，概括一下你对媒体的担忧，你会怎么说？
崔永元：有些事情已经特别严重。如果用一句套话说，是“已经到了一种非治理不可的时候”。虚假新闻，这是致命伤。媒体不能虚假，一定要真实。新闻八卦，在虚假的同时，还无聊，格调低下。据说这类东西在网络上阅读率特别高。这样的媒体环境，会让人失去起码的判别力。让人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香臭不分。
比如，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调查。福建一个医生被患者杀了。百分之七十的人说该杀。你怎么评价这些网民，你怎么评价这样的网络环境，你怎么好意思跟别的国家的人说，我们这里百分之七十的人同意把人给杀了。而且这个明显是误杀。
其实我知道，这些网民在投这一票时，他们是不严肃的。他们甚至也知道这个医生不该杀。他们拿这个开玩笑。他们拿这个来表示对医疗体制不顺畅的不满。他们体会到，当我们团结起来的时候，你看我们有多大的力量，我们说杀谁就杀谁。他们说要杀谁，不是以法律为依据的，纯粹是个人好恶。他们这个时候没有想到自己的责任。网民也有责任。这个是特别危险的。
人物周刊：在这样的民意基础上，社会应该怎样进步，能在这样的起点建设民主吗？
崔永元：能。民主必然是个好东西。这是没有疑问的。任何民意基础都不能作为不民主的借口。就像这样的民意基础，也应该建设民主。民主能改善这样的心态。在民主的制度下。如果有随便杀人的法律，你投一票吗？你投一票就得冒着被杀的危险。这就是民主的含义。 (责任编辑：丁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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