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先生素以敢言著称，但人老了难免犯糊涂，他把自己父亲当年的学徒制和今天的最低工资制度相比较，就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他说：“昔日香港的经济起飞，不仅没有最低工资这回事，而且作为工厂学徒的往往要给雇主米饭钱———工资是负值了。当年父亲作学徒，工资是零，再因为没有米饭钱给雇主，摆明是三个月可以学满师的打磨浅技，要学三年，其中大部分时间作扫地、洗碗等粗活。后来父亲成为香港电镀行业的开山鼻祖，受到尊重，养儿育女十一个，我排第九。要是父亲当年飞檐走壁（盗窃为生），不可能生九个。”

　　学徒制在上世纪中叶以后，在大陆也有，但像曾宪梓、张五常父亲学徒而成行业巨擘，只是凤毛麟角。为什么同样有学徒制，香港起飞了，大陆却飞不起来？再说，学徒制度和张五常父亲不飞檐走壁也没什么必然联系。学徒制千年不绝，飞檐走壁者也千年不绝，二者并存不悖。而近来学徒制的式微，跟最低工资制也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是现代大工业的影响。香港至今没有最低工资制度，但它的学徒制一样式微。

　　张五常先生说：最低工资是他知道的、唯一的没有任何经济学者赞同的政策。这点我不知道，但他反对最低工资制度的几点理由却值得推敲。

　　首先，他说：政府规定最低工资，雇主说雇不雇由我，工无所值当然不雇。然而，某些雇主面对关门大吉，工人不达所值也只能强雇，然后在住宿、膳食等供给上耍花招，希望借此削减成本。实际上，现在国内血汗工厂不少，工人又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没有丝毫议价能力，如果没有最低工资和加倍加班工资做法律底线，工人没有尊严、延时劳动等非人状况还会恶化，比起住宿和饮食方面的偷工减料，前者更可怕。

　　其次，他说：农民的生活改进，一个重要出路是转到工业那边去。工业有最低工资，农转工就较为困难了。可是，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标准，虽然农民有转工的愿望，但当工人只能领取血汗工资，保证最低限度的温饱。这同样会导致农转工的困难，阻碍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各地“民工荒”的出现即是信号与征兆。

　　再次，他说：有最低工资，工技低下找不到工作的，会容易向扒手或盗窃那方面打主意。我相信没有最低工资，会鼓励以盗窃为生的走入正途。找不到工作会不会向盗窃方面打主意，有两个基本考量，一是成本和风险分析，还有一个道德自律问题。在最低工资制度下，找不到雇主，还可以通过摆摊等形式自主创业。有最低工资制度支撑，人们的购买力会提高，自主创业的空间会扩大。

　　香港当然可以不搞最低工资制度，就如张五常所言：今天的香港有大手综援，有免费或近于免费的医疗，有政府天文数字补贴的教育，也有过半居民住在政府补贴的房屋里。有了这些，多加一项最低工资是毫无创意的。但大陆不同，大陆没有覆盖全民的充分的社会保障托底，再没有最低工资制度，会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最低工资制度的出发点恰恰是为了提高企业和整个社会效率。工资水平如果与经济发展和公民生存发展成本不相匹配，只能疲于维持生计，人力资本增值、产业结构升级等，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使整个社会陷入低收入、低素质、低生产效率和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国富民贫的“越发展越穷”陷阱。

　　当然，最低工资制度的存在是由于缺乏全民社会保障所致，也就是说政府没有尽到责任，只能把责任推给企业。因此，政府在推行最低工资制的同时，应该努力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和企业非税负负担，同时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