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权衡》

　　如今的新农村建设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对农民“不肯”合作的抱怨。在这些地方，新农村建设往往变成一场“收地拆房运动”。这使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的土地制度争论出现两极化的趋势：一些人担心“收地拆房运动”蔓延而又一次呼吁土地私有；而另一些人却为顺利进行“收地拆房”而要求改变现行承包制，在“集体”名义下进一步弱化农民地权。

　　其实，从有利于农民的角度讲，从对农民“多予少取”的角度讲，地权是归农民（农户或民间性集体）好，还是归官员（官府或官办集体）好，难道还有疑问吗？

　　以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为理由反对地权归农，无疑是一种颠倒权利义务的怪论，它把“国家责任不能推给个人”颠倒为“国家可以剥夺个人权利”，实在是很荒谬的。提出土地是“最后保障”，对农民非常重要，并以此作为土地不能归农民的理由，更是不可理喻的。如果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那就更不能由着官员随意处置—农民当然比官员更懂得珍惜它。

　　当然，尽管珍惜，有时农民也会陷入困境而不得不卖地。但这只能说明仅有地权农民还不可能得到确实的基本保障，而不能说明没有地权或把地权交给官府，他们反而就有了这种保障。如果有了社会保障，农民怎么会至于卖地救命、卖地读书？难道逼农民守着土地去死、去当文盲，就是所谓“虽无社会保障，但有土地保障”吗？权利义务的颠倒，可以如斯而极？

　　还有第三种可能，即是那些不靠种地糊口的农民以土地换资金（包括抵押与买卖）。其实，在今天，农民“理性卖地”作为一种机会选择，可以肯定，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随着新农村建设对农民社会保障的改善，这一比例总的趋势是上升的。这种性质的土地交易属于一般要素市场，更没有理由搞垄断。

　　总之，在逻辑上可能的一切情况下，地权归农都比地权归官更有利于农民，或者说更无害于农民。当然，说地权归农有利于农民，并不意味着地权归农有利于一切人。实际上，指责地权归农的惟一有事实根据的理由，就是地权归农可能是太有利于农民了。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