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权衡》

　　只要投资能够持续地非理性上升，无论是按照法定税率也好，还是按照“按计划收税”也好，税收都会持续地上升 ——

　　7月25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10.9％，比去年同期加快0.9个百分点，增幅为近十年最高。同时，中国上半年财政税收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收3600多亿元，达到去年全年三分之二的水平。

　　不难算出，上半年的税收增长速度是22％，比经济增速高出一倍。这个情况出现的并非偶然。在过去的五年间，我国税收步入快速增长期，年均递增17.7%，远高于现价GDP的接近10%的年递增速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GDP被政府拿走。

　　被政府拿走的GDP还不止税收。学者宋奎在《中国税收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研究》中认为，税收／GDP属于小口径宏观税负，大口径宏观税负则包含财政预算内、外收入和社会保障基金三种主要收入构成的政府收入／GDP。1994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这个税负的均值达到21.6％，峰值达到26.5%。就是说：GDP的1/5-1/4被政府拿走了。若考虑企业收费、摊派、等各种“灰税”、“黑税”收入，宏观税负将达到30％-35％，即GDP的1/3。

　　税负虽然沉重，但同期的GDP却仍然是以接近10%的罕见速度上升。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20%的税收增长能够持续吗？或者说，在这样的税收增长下，10%的GDP上升速率能够持续吗？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弄明白税负上升和GDP上升的原因，才能理解它们是否能够独自地和交织地持续上升。

　　税收高涨源自何方？

　　1999年、2003年、2005年，中国税收收入先后突破1万亿元、2万亿元、和3万亿元。跨第一级台阶用了四年，跨第二级台阶用了两年。从目前情况看，跨第三级台阶达到4万亿元只需一年。中国税收如此迅速持续上升，原因来自以下合力的贡献：一、“金税工程”的贡献；二、GDP增长的贡献；三、“计划征收”的贡献。

　　随着金税工程的完善，跑冒滴漏会减少，使税款实征数不断接近法定应征数。但它对税收的上升是会有限度的。许善达(许善达新闻,许善达说吧)的研究表明：1994年，中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为50％多一点。而到2003年，实际征收率已提升至70％以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上限也不过80%。它将来对税收增加的贡献就将越小。

　　GDP的上升对税收的上升的贡献也是复杂的。今年上半年由于GDP的上升导致税收上升有一些时代特征。从税收品种上看，进口关税、证券印花税和车辆购置税三项合计增收523亿元，而上年同期仅增收46亿元。这个增幅，反映了我国一年来进口上升迅猛、证券市场异常繁荣和汽车消费飚升的现实。

　　国内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虽然增幅不高，甚至它们跟当年GDP的上升联系也不够紧密。但这是构成税收的大头，反映了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快速增长的时期。前几年钢铁等上游产业的投资增长很快，带来了近年（包括今年）税收的快速增长。随着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加快，增值税的增长将会更快。

　　在重化工业阶段，生产型增值税具有明显的累进性特征。这将会给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率高于今年上半年税收总额的增长率。这反应了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加重。

　　“计划征收”的贡献比较具有中国特色。按理说，税收的口号是“依法纳税”，但是我们国家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依计划纳税”。既上级要求下级必须完成增收的“任务”。而且这种任务在我们国家会被层层加码。这样就导致了“借税”和“买税”的出现，也导致了宏观税负计算的困难。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20%以上的税收增速将会随着“金税工程”效能的完备和“计划征收”的减少而下降，但是投资的上升仍将持续支持税收的上升。因此，进一步分析投资和GDP的上升的动因和趋势，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税收变化的趋势。

　　税收背后的惊人投资

　　GDP的构成是“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过去五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从39%强到37%弱，其增长速度分别为10.1%、11.8%、9.1%、13.3%、12.9%；过去五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则从34%上升到48%，其增长速度分别为13.0%、16.9%、27.7%、26.6%、25.7%；过去五年政府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在18%左右；过去五年进出口的增长速度分别为7.5%、21.8%、37.1%、35.7%、23.2%。

　　对以上数据进行简单分析：消费增长比较平缓，一直保持在10％左右徘徊；而投资增长速度很高，特别是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政府支出的比重较平稳；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增长异常迅猛，导致外贸冲突加剧。

　　很清楚，GDP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出口增长迅猛是源于偏低的汇率、偏低的劳动力导致“中国制造”的产品非常便宜，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投资增长与出口有关，但是在国内消费增长平缓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如此迅猛，是非常独特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先例。如果在产权清晰的情况下，投资是要冒风险的。因此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在20%左右徘徊，而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在60％-70%左右。

　　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仍然属于审批经济，各地基本上仍然是以GDP的上升考察官员业绩，因此官员对投资情有独衷。而投资建成后遭遇回报的风险，则是多年后的事情。而投资之所以能够进行，银行的贷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由于银行本身也属于准官僚机构，因此对风险的评价并不独立，受到官僚压力而麻木。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银行的不良资产属于制度性的问题，每隔几年就剥离一次。1997年的剥离是由财政买单，当时说了“下不为例”；2003年的剥离是由外汇储备买单。只要银行的“国有”制度不剥离，人民就必须不停地给不良资产买单。

　　可见，GDP的上升能否持续，外靠出口，内靠投资。而投资的上升未必靠消费，而是靠银行的贷款支撑。只要没有人对制度性的不良资产负责，中国的投资就会离奇地上升。全国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有项目开工。

　　金税工程等对税收上升的意义仅仅是技术层面的。真正支撑税收飚升的制度性因素是投资的非理性上升。只要投资能够持续地非理性上升，无论是按照法定税率也好，还是按照“按计划收税”也好，税收都会持续地上升。

　　消除税收猛涨的隐患

　　面对飚升的税收，税务部门习惯于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但作为纳税人的老百姓总免不了问一声：我能分享什么好处？按照税收的公共服务逻辑，目前的税收政策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税收被当作打压房价的工具，却没有人关注上升的税收被拿去干了什么？政府以此提供廉价房产从而提高了纳税人的福利了吗？没有看到这样的允诺。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本届政府的行政目标。政府为公民谋取社会福利正是政府存在的意义所在。这一行政目标的实现，当然依靠税收。而税负的问题不仅仅是轻重的问题，更是是否经过公民的“同意的计算”的问题。税种和税率的确定，必须是官员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的权衡的结果。对目前税费飚升的局面，我的建议如下：

　　一，全面调整和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公民完成了纳税义务，就不能再承担纳费义务。中央政府必须对地方政府的乱收费行为给予有力的制止，对各地方政府的各种收费文件全面清理，整个过程可以考虑充分调动当地公民的积极性。

　　二，政府必须先根据公共服务为方向确定财政支出的方向和总量，再确定和固化财政收入总量，再固化税收的总量。这个逻辑和程序绝不能被颠倒。只要当年的税收总量完成，那么多收的税费必须作为第二年减税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降低宏观税负，减轻公民的负担。

　　三，各级政府都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公布自己的财政收入-支出平衡表，特别是要有各项细则说明。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表必须能够对接，并最终跟公民的“税收-服务”平衡表进行对接。使每个公民都清楚自己所缴纳的税收导致自己在那些方面获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唯有如此，飙升的税收才不会成为颠覆中国经济列车的隐患。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