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银行家亨利·保尔森先生访华已经70多次了，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先生访华还是第一次。从保尔森先生的职权范围来看，汇率、中国持有美国证券、中国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和两国在基金组织协调等问题应该是他这次与我方讨论的问题。我们愿意与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开展深入的讨论协商，也很赞赏保尔森先生对这些问题复杂性、解决难度的理解。但就保尔森先生希望中国开放金融服务时常的言论，我们需要指出：美方的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的思路中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保尔森先生的言论来看，他的思路实际上与去年10月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7次会议上美方表现出来的对华经济协调新路线一脉相承。基本思路是通过诱导中国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来降低中国的高额国民储蓄，进而减轻中美两国之间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在诱导中国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求中方加快向美国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度，通过扩大对华金融服务输出进一步矫正中美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然而，通过金融自由化、扩大向美国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来降低中国储蓄率的路径未必合理，而且存在较大潜在风险。

　　上述路径源于以下思路：中国居民和企业之所以需要表现出较高的储蓄倾向，原因是金融部门欠发达且自由化程度不足，他们难以为自己的消费和投资融资，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身的储蓄。倘若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容许效率更高的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广泛的服务，便利中国企业和居民的融资，他们将无需积累过高的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然而，即使不考虑外资金融机构与内资金融机构的不平等竞争问题，只考虑美国金融机构以分支机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这一思路忽略以下问题：中国居民高储蓄倾向的最主要根源并非消费融资不便，而是收入分配极度失衡和社会保障缺位，金融自由化非但对解决上述问题无能为力，相反会加剧上述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其他条件不变，如果进一步便利企业融资，可能更加恶化中国公司部门的资本结构，而如果“银行主导”（bank-based）的金融体系的期限错配问题和以外币负债支持本币融资的货币错配问题没有解决，高负债率必定是东亚区域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源泉；过快、过大幅度地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可能导致中国受到短期内还无力有效应对的资本流动冲击。

　　西方人更喜欢公开地宣扬希望对方做到什么，而中国人更倾向于私下表达自己对对方的期望。在美国对中国提出诸多要求的时候，中国同样有着对美国的要求。在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方面，还要关注一下中国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在美国的市场准入问题。就美国利益而言，既然要求中国改善国际收支失衡，促进顺差回流，那么你们就应当为这种回流创造更好的条件，而不是单纯要求中国投资者与你们“接轨”。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