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在向宏调预期方向调整

　　8月份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缓慢回调的迹象。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明显回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从7月份的27.4%回落到8月份的21.5%，下降5.9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7月份的16.7%回落到8月份的15.7%，下降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往往是经济增速的“晴雨表”，投资的大幅下降，一方面表明政府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调控政策收到实效，另一方面也是市场主体对调控政策的短期回应，因此现在还难以说投资下降是一种趋势性变化。今年1-8月累计计算，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依然高达29.1%，全年能否降到25%左右，还没有把握。

　　与投资和工业生产增速下降的趋势不同，消费继续保持旺盛，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3.8%，1～8月累计增长13.5%，高于上半年13.3%的水平；出口增速明显反弹，8月份出口同比增长32.8%，比上月加快10.2个百分点，贸易进出口增速的差率重趋扩大，贸易顺差达到创记录的188亿美元，比7月份146亿美元高出42亿美元，1-8月累计贸易顺差947亿美元。贸易顺差的放大直接导致外汇储备增加，一方面使国内货币政策的调整难度加大，央行使用对冲手段的空间收窄；另一方面会继续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

　　投资和经济活动放缓，主要货币指标也呈下降趋势。8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7.9%，创下年内新低，但仍比年初确定的目标高近2个百分点。新增贷款1895亿元，远远低于6月份3600亿元，说明贷款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控制。M2与M1的“剪刀差”缩小到2.37，意味着存款更趋活期化和短期化，货币的流通速度在增强。

　　虽然投资和经济增速下降，但居民消费价格略有回升，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0.3%，同比增速与上半年1.3%持平，1～8月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1.2%。从全年的走势看，虽然面临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输入型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同时也面临粮食丰收后农畜产品价格下降的因素，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可以维持在2%以下的水平，价格总水平比较温和。

　　综上所述，当前经济运行总体上在向宏观调控预期方向调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0.9%，下半年随着已经出台的调控政策继续发挥效应，经济增速将有所减缓，但不会出现明显的回落，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将基本维持在近三年的平均水平左右。这个增速虽然高于1979～2005年9.6%的平均增速，但在全球经济增速普遍加快和外需强劲的背景下，也具有内在合理性。

　　经济高位增长的约束条件在增多

　　虽然进入7、8月份，投资和工业的增速有所下降，但当前主要经济指标依然在高位，经济仍处于“紧运行”状态，各方面关系绷得比较紧，经济高位增长的约束条件在增多，潜在风险依然存在。特别是经济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增长质量为代价的，与“又快又好”的要求相比，“快”的指标都达到了，但要完成“好”的指标还比较难。

　　从节能的指标看，今年以来，虽然各地强化了节能和控制能耗强度的措施，但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今年计划单位GDP能耗下降4％，上半年的数据显示，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0.8%，要实现全年目标难度很大。

　　从减排指标看，由于新建项目数量增加，许多项目没有履行环评等程序，通过各种变通方式匆匆上马，主要污染排放总量有增无减，环境污染事故时有发生。今年上半年，化学需氧量排放增长了3.7%，二氧化硫排放增长了4.2%。

　　从耕地指标看，由于一些地区和城市“靠地生财”，大量圈地占地，诸如越权批地、未批先用、以租代征等事件屡禁不止，土地违规事件仍然较多，按此态势发展下去，耕地控制目标就可能提前被突破。

　　由于投资和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潜在风险也在加大。首先是通胀风险加大。通常而言，通胀与投资的高增长有一定时滞关系。如果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增长，贷款和货币投放持续增加，最终总是要出现通货膨胀。其次是金融风险加大。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继续高速增长，一旦市场需求回落，必然引发金融风险；国家加强土地调控和对土地市场清理整顿，部分土地抵押贷款的风险也可能暴露出来。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主要是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和外贸顺差过大等。但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些矛盾，而要把这些矛盾放到经济运行的内在关系中去分析。投资增长过快，是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与地方较强的投资冲动相互结合的结果，而当前流动性过剩矛盾主要由国际收支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引起，双顺差又与汇率及其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关。

　　流动性过剩加大了银行的放贷压力。尽管央行不断发出紧缩性信号，数据显示，前8个月累计新增25415亿元，已超过年初确定的25000亿元的目标。一些商业银行在上市业绩的约束下，信贷投放压力进一步加大。流动性过剩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反弹，进一步促进产能扩张，增加产品的供给能力，在国内消费市场难以消化的情况下，必然要从国际市场寻求出路，促使外贸顺差持续扩大，又反过来加剧流动性过剩压力。

　　出现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从外部看，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流动性过剩，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相结合，导致大量的境外资金从各种渠道涌入我国，通过结汇把全球流动性过剩传导到我国。从内部看，外汇占款增加是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外汇占款增多导致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加，高速增长的货币供应量使流动性迅速增加。虽然央行两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并定向发行票据，回收流动性，但外汇占款增加将不可避免地部分抵消央行收缩流动性的政策效力。

　　调控政策增强针对性

　　鉴于目前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主要在相当程度上与流动性过剩相关，在调控政策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使流动性过剩平稳收敛。

　　在财政政策上，可适当压缩政府投资的建设规模，政府财政资金更多地向公共服务领域转移。考虑到经过持续几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已经明显增强，政府预算内投资和国债资金可适当调整投向，加大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大对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投入，包括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以及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

　　在金融政策上，根据经济运行和投资的变化，相机采取调整基准利率、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定向发行票据等手段，收缩银行流动性，同时加强和完善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在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贷款的同时，增加对农村和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用当前有利时机，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择机适度放宽人民币汇率弹性区间，增强汇率调节内外需不平衡的能力，保持对汇率水平的有效管理，通过逐步爬行升值，缓慢释放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汇率升值的速度与套利成本相抵消，逐步稳定升值预期，减少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入。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健康发展，通过资本市场分流银行剩余资金，降低银行的剩余资金风险。

　　考虑到贸易和其他因素形成的外汇储备增长是过剩流动性的重要源头，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落实已经出台的调整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税收政策，对出口退税进行结构性调整，适当降低出口退税水平。同时，应加快建立统一的内外资企业税制，控制外资税收优惠对资本流入的逆调节。还可考虑放宽对外投资的限制，拓宽资本流出的渠道，加大对境外投资企业的融资支持，进一步放宽对企业和个人持有和使用外汇的限制。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