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国务院5号文件特别指出，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按照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学校公用经费。

　　前天，广东省政府首次召开专题研究农民工工作的全省性会议。会议秉承5号文件的精神，在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上，明确了农民工输入地政府的责任，但是特别强调，教育机会要优先父母同在本省、就业时间较长且纳入就业管理、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工子女。

　　优先策略的存在，证明政府已经预见到政策的落实很难一步到位。现实的情况是，在广东就业的农民工有220万人，其中约有156万人的子女在广东读书，具有让子女来广东入学意向的外省农民工还有356万人。以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计算，至少有256万名农民工的子女有意愿在父母就业地读书。除去约1/4的省内农民工，全省需要额外提供的义务教育学位在200万左右。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即使财务支持充分，也很难短时间内提供足够多合格的校园、称职的教师。

　　可以想见也必须接受的事实是，在一段时间之内，仍然只有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能够顺利在居住地就学。这将在农民工子女内部造成一种不公平。在事实迫使之下，政府面对这一新的不公平，只有两件事能做:一是长期持续地推荐政策的落实，尽早彻底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将这不够公平的一过渡阶段压缩到最短；二是谨慎地制定优先政策，防止排序的过程中再滋生新的不公平。

　　实际上，这第二点尤其难以做到。因为制定优先政策就意味着设定新的门槛。每一道门槛都意味着权力，这其中很难保证不出现权力寻租的行为。例如，在居住证收费问题尚且存在很大争议的前提下，如果入学要求必须出示居住证，那么就有可能使居住证成为变相收取入学费用的名目。

　　另外，如果为了减缓当下的现实压力，而过多设置入学门槛，那么就不仅违背了中央政策的本意，而且很可能将政策架空，变得无须落实。例如，在南昌，媒体已经发现，农民工子女仍然在设备简陋的民办学校前排长队，因为他们很难进入公立免费学校。即使是那些没有违规收费的学校，也要求出示五花八门的证件:户籍所在地户口簿、身份证、本市暂住证、劳动用工合同或工商营业、房屋产权证或租房协议、养老保险凭证、户籍地乡镇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和当地监护条件的证明……很少有农民工能够备齐全部证件，而且，和城市教育资源不足的现实一样，这也是制定政策时候必须考虑到的因素。

　　另外一个应该考虑到的现实因素是，如何宽容面对已经存在的民办学校。这些学校面向农民工子女，因为收费低廉，而又缺少资助，所以与公立学校比起来明显简陋。广州市某区还以设施设备不到位、审批手续不齐全等理由，两三年间关闭了好几所外来工学校，数千名学生要被强行遣散到周边其它学校。但是它们不仅长期是农民工子女的唯一选择，与农民工阶层已经建立起了有效的联系，而且它们也是可以整合的社会教育资源。在国务院5号文件中特别指出，对委托承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输入地政府要在办学经费、师资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提高办学质量。但是就在不久前，北京还突然宣布关闭三十七所外来工学校。可能就是“委托”二字成为民办学校的一个新门槛，只是这一门槛的存在显得不够合理。既然教育资源这样稀缺，就没有理由再对民办学校这样严苛。

　　总而言之，因为政策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所以需要很多具体的措施和步骤来填补这个差距，以便渐进完成。但是，在这些具体措施当中存在太多可能，这些可能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裁量空间。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能否有步骤地有效解决，还要看政府以什么意图去设置那些优先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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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