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并购，特别是外资并购的报道充斥了今年财经媒体大量重要版面。这个话题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并非出于某种时髦的理由，而是其背后严肃的经济话题。

　　引发外资并购热潮无非是两大理由，而且，均具有市场化典型特征。其一，全球产业整合的巨大需求为中国市场上的并购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目前中国产权制度逐步完善，资本市场建立健全的情况下，产业并购行为的成本得以大幅降低，今年以来，外资并购行为加速特征明显。

　　其二，也是老调重弹，那就是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逐利需求。

　　先说说产业整合的“健康理由”。

　　几年前，德隆集团的唐万里(唐万里新闻,唐万里说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资本市场是产业整合工具，唐的话适用于今天这个话题。

　　说白了，外资跨国并购是企业国内并购的延伸，是跨越国界的兼并与收购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有关文献对它的定义是：“在跨国兼并中，原来分属两个不同国家的两家企业的资产与经营被结合成一个新的法人实体。在跨国收购中，资产和经营控制权从当地企业转移到外国公司，前者成为后者的子公司。”

　　应该说，上面的表述是外资并购的形式，而其内在却是产业升级的需求。

　　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最为生动的体现形式，通过并购，使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主体集中，同时形成对低效率公司的强大外部压力，而这样，整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才会得以提高。

　　目前的中国资本市场上，在股权分置问题解决后，股权转移的障碍被清除，在此情况下，日益活跃、形式不断创新的并购集中出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且，最新的规定称，股份也可以作为并购中的支付工具，这就突破了股权分置条件下主要依靠现金作为支付工具的约束，这同样也会成为并购活动的重要推动力。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将从劣质行业和企业退出并流向收益水平更高的行业和企业，而并购将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国内如此，全球更是如此。

　　这是外资并购加速度的背后原因。

　　再说说另一个理由，人民币的升值预期。

　　前几天，看到张朝阳在个人博客里说，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例应该在1比4左右。我估计他的换算方法比较直观，拿两国对同一产品的定价来进行汇率比较，应该属于购买力平价的方法。

　　虽然，在中美两国汇率制度差异较大的情况下，1比4的说法显得过于简单，但人民币升值幅度必然加大却是很多人的普遍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现阶段购买中国资产看作是买打折品而加速投入就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人民币升值达到预期目标之前，外资并购的动力就始终存在。

　　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在证券市场逐步完善的情况下，除了通过QFII的方式间接进入中国股市，也可以在证券市场上通过协议收购以较小的成本获得已投资企业5％以下非流通股等，都能分享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溢价。这也是解释为什么外资并购主体除了产业巨头外还有大量证券和股权投资基金的原因。

　　应该说，外资并购加剧的这两大理由都充分成立并互相支持。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过分紧张。

　　而必须指出的是，在某些不当舆论的背景下，外资并购加速的负面效应有被夸大的迹象，从而，导致了相关政策的反弹。这显然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宗旨。从一开始的无法可依的默许，到后来逐步加码的限制性规范，都对并购行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无论如何，对中国政府与企业而言，无疑提出了两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一是中国是否应舍弃“绿地投资”而将跨国并购形式的直接投资作为主要目标；二是在进行有效规范外资并购的同时，国内企业的外向并购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摆上桌面了。（张立栋）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