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按1600年时哪国能借到大量公债、哪国没借公债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那么你会发现，400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都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都经济发达。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最近的经历。从1982年到2004年，国债余额的年增速在25%左右正是由于现代金融和证券发展，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国家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策略已从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中国朝廷的手法，能敢于利用公债市场把未来的钱借到今天花，也不怕靠财政赤字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这些新的国策使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

　　我们以清代为例，看看它与当前中国的差别。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他们最怕的应该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社会动乱的时候，国库里没钱，财政上入不敷出。事先规避这种危机风险的手段大致有两种，其一是多存钱，往国库中存的越多则越好；第二种手段是靠事先尽最大可能地发展国力，不仅把到手的钱都花完用于发展，而且还尽可能借钱发展，透支未来的收入先发展。这两种经济国策实际上类似于宋朝王安石关于开源与节流的辩论，第一种策略强调节流，而第二种国策强调开源。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发展国策及美国历年的策略都属第二种，而以往中国各朝的经济方针基本属第一种，这种国策当然也跟儒家思想非常一致。

　　我们也可从国家财政收支来细看晚清的发展经历。据史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到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在1000万两左右。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的理财观念晚清的结余太少，当时的经济国策从根本上看很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同时又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子把未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还一心放在“节流”上，只想到往国库多存钱。结果是，国力相对其他国家继续衰退。

　　相比之下，在当代中国，自1982年开始，不仅年年有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由当年的18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2916亿元，财政赤字占GDP比由1982年的0.33%上升到2.5%。正如前面讲到，在此期间国债也从几乎为零增长到今天的2.9万多亿元国债余额。这种靠赤字推动增长的经济国策当然有悖于传统中国的理财观念，但有了这些赤字和国债之后，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反而比任何时代都强。两种国策，两种结局。

　　明朝国库藏银约1300万两，朝廷甚至储存了足够吃9年的谷粮！印度国库则储藏了近6000万两金银。美国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靠赤字增长，这可能是最有名的案例了。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