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经济学有一个重要前提是假设每一个经济个体是理性的，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出发点。在这基础之上，经济学家才可以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科学、规范的分析。但是，个体理性和整体理性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个体的理性行为汇集到一起，经过参与者的多方动态博弈后，并不一定能够提高整体福利。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下滑。

　　这种现象被称为“合成谬误”。就是说，对局部说来是对的东西，对总体并不必然有好处。

　　在日常生活中，合成谬误比比皆是。比如在观看演出中，前排的人为了看得更清楚一点而站起来，后排的人也不得不站起来，当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之后大家都没有看得更清楚，相反每个人的清晰度还大为下降。再比如，只有一个家庭购买轿车会大大方便出行，而当所有的家庭都拥有了自己的私家车之后，道路、停车场可能车满为患，反而不如大家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方便。

　　在经济生活中，经济周期是市场失灵中最具有破坏力的形式，它的存在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最典型例子。在市场体制中，每个市场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经济上升周期中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和消费，促使经济进一步过热；在经济紧缩周期中，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又完全相反，停工停产，解雇劳动力，停止再投资，　导致经济陷入低谷。

　　在国际关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慕尼黑教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国都在向纳粹妥协，希望绥靖纳粹满足德国的部分要求避免战争，结果使希特勒野心膨胀，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已经指出了这种逻辑。这就是所谓“个体理性和整体灾难”的逻辑。

　　在证券市场，新股的发行就是合成谬误的一个表现。可以分析参与IPO发行的风险和收益，收益：一般按照经验，新股上市当天都会有正收益；风险：一级市场的IPO项目都是单一价格发行，申购价格高并不会带来额外风险。

　　所以新股发行的参与者在一级市场上为了拿到新股，就会将申购价格提高一点，将申购数量增加一点。这是单个参与者的理性做法。但如果每个投资者都这样做，将造成新股发行价格居高不下，市场资源混乱配置，形成巨大的价格泡沫。对整体市场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

　　在现阶段基金业的运作中，合成谬误也是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基金公司对基金经理的考核主要依据基金的相对排名。在这一游戏规则之下，基金经理之间的博弈就成为“囚徒困境”，近期基金重仓股暴跌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单个基金经理的理性决定上升到群体层面，就可能成为群体思维错误。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詹尼斯对大量错误的群体决定进行分析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群体的内聚力越强，就越容易导致群体思维的错误。因为在群体决定时，本来有不同意见者也碍于群体的压力而不再坚持己见，也会觉得集体的决策似乎是对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听从大家的意见。同时群体中的成员认为决定是大家作出的，责任由大家分担，个体较少负有直接责任，所以就很容易产生从众心理。

　　在证券市场中，怎样防止从个体理性到整体非理性带来的不良影响呢？首先，投资者的多元化是最重要的。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投资者可以增加市场交易的广度和深度，避免垄断型力量对市场的负面影响。例如扩大保险资金、社保年金、QFII等力量对市场的影响。其次，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建立差异化的制度体系。例如对基金经理的业绩，应该采用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来评价，而不能直接考核行业内排名；在IPO项目中，引入投资者分级制度，细分投资者需求，更加精确地描述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第三，监管部门应培养一种公开咨询和讨论的气氛，使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所有参与者应该鼓励他人提出问题或批评意见，尤其对不同意见要给以足够的关注，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估计到，必要时应听取“局外的专家们”的意见，以期给市场带来新的思路。

(责任编辑：姜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