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印度，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其经济的飞速增长，并纷纷预测何时能超越中国。其实印度已经开始面临发展瓶颈。

　　印度总理辛格在就职演说中宣称：“人们将忘记上海”。

　　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关于印度崛起的话题总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

　　1991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13年之后，时任财政部长的辛格面对经济危机，主导了印度的经济改革。他废除了原有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取消工业许可证，削减关税，并改革税收体系，使经济逐渐走上正轨。2005年，印度GDP增长率达到8.4%，直逼中国的10%。凭借众多的英语就业人口，印度从服务业入手，发展为全球闻名的产业外包中心。在美国，班加罗尔这个名词已经演化成形容词，特指美国的就业机会随着技术外包而转移到印度。

　　但是，服务业为印度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显然被夸大了。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认为：虽然印度的软件与外包产业在国际上取得了成功，但是造成的影响远超过对经济发展的实际贡献。

　　人才短缺导致“印度病”

　　印度国内一直争论服务业和制造业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没有定论。从糟糕的基础设施来看，服务业的生存环境要比制造业相对好一些。但是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反而带来了巨大的人才压力。

　　印度软件工程师的年平均工资从2004年的6313美元提高到现在的7010美元。工资的上升不仅削弱了印度的竞争优势，更反映出人才短缺的问题。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2010年印度IT业将面临高达50万的专业人才缺口。

　　长期以来，英语流利的工程师是印度的标志。这要归功于相对出色的大学教育。但是政府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还有很大欠缺。印度民众的识字率只有68%，远落后于中国的95%。在班加罗尔，Infosys已经成为外包项目的中间商，开始在中国建立外包基地，计划招聘6000名中国员工，以应付东北亚地区的业务。

　　服务业对人才的强力吸纳造成了所谓的“印度病”—大部分人才流向服务业和发达地区。制造业和落后地区无人可用，甚至连具备初级文化程度的普通工人都极度短缺。印度的穷邦大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内陆地区。但是目前工人越来越少，工资越来越高的状况让他们很难发展利润微薄的制造业。在这种形势下，本已势微的印度毛派近年来死灰复燃。这些奉行游击战的毛主义者已经在贫穷的内陆邦构建了一条红色走廊。这对于印度政府而言是巨大的威胁。

　　基础设施制约海外投资

　　经过了几年的摸索，印度发出了“挑战中国制造”的口号。制造业不仅能缩短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吸纳就业。印度人引以为傲的信息产业仅仅有100万就业人员，相对于11亿的总人口，实在是杯水车薪。

　　印度相对于中国的一个优势是人口状况相对有利。人口平均年龄仅为26岁，比中国小7岁。但如果无法解决就业，众多劳动力反而会成为社会的严重负担。在眩目的GDP增长数字面前，印度的失业率在2005年已经达到了9.1%。许多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外来投资不足。2005年，印度的FDI只有50亿美元，对比中国的600亿美元，差距相当大。印度总理辛格说，如果要实现持续增长，今后五年需要1.5万亿美元投资，包括逾7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是这700亿美元从何而来？

　　在经济光环的吸引下，众多跨国公司踏着泥泞的道路来到印度抢摊布点。但是他们发现，基础设施十年来几乎毫无改进。据投行摩根斯坦利的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是印度的7倍，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是印度的3倍—中国的投入为1500亿美元(占GDP的10.6%)，而印度为210亿美元(占GDP的3.5%)。由于基础设施原因，在印度做生意要比中国多支出2%-5%，出口商品的平均时间多16天。

　　外国投资者还要面对印度强大的劳工组织。规模超过100人的公司，解雇员工必须经过政府同意。政府通过不合理的办法来保护工人的利益，而在中国，政府则通过不合理的办法来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

　　不够“努力”的政府

　　美国通用电气印度公司负责人斯科特贝曼(Scott Bayman)称，假如政府“真正努力”，则经济增长可达到12%。但是这种“真正努力”从来没有出现过。恰恰相反，印度的官僚们已经陷入了极度自满，四处充斥着印度成为超级大国已成定局的空气。国大党联合政府曾经喧嚣一时的改革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印度最繁华的城市孟买，处于一个很好的地理位置，拥有连接东西方的港口，在时区上也处于欧洲、美国和香港之间，可利用价值显著。但是，孟买在全球城市生活质量评比中，仅列150名(共215个城市)。糟糕的公共管理致使一场台风带走了435人的生命。而破旧的铁路每年都让3500人丧生。孟买企业家曾自豪地宣称：坏政府让我们不依靠任何帮助而成长起来。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政府再如此不作为，则将很快遇到极限。

　　印度政府的管理能力已经对经济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长期以来，印度奉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致使政府的预算赤字超过了GDP的8%。缺乏约束的财政限制了公共投资，导致破败不堪的基础设施无法更新。此外，由于印度对人才的需求正在迅猛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也成为当务之急。政府却选择将钱直接补贴给民众，讨好左翼政党，以示公平。

　　在执政联盟内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总理辛格对于企业私有化和扩大自由贸易的努力迟迟没有结果，改革劳工条例同样步履维艰。高速增长的光环下，政府缺乏危机意识。长此以往，印度相对于中国的民主制度优势将消耗殆尽，所谓“印度崛起”只是迷梦。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