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成为一种“诱惑” IC图片

　　本报记者 吴铭

　　10月25日，国家电网公司国能生物发电有限公司与法国电力贸易公司举行了《CDM项目合作意向书》签字仪式。此前几天，14家英国公司组团来到广州，目的是购买中国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权。

　　“当环境成为人们的一种需求时，它不仅仅意味着成本与投入，更多表现为一种商机。”在联合国工发组织深圳国际能源与环境技术促进中心（UNIDO－ITPC）项目副主任余元旗博士看来，CDM（清洁发展机制）正改变着人们的能源利用方式，逐步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积极拓展洁净能源产业发展。

　　“碳交易”方兴未艾

　　所谓CDM，是指为了解决全球温室效应气体增长而衍生出的一种减排机制，它是1997年《京都议定书》规定的跨界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三大机制之一。

　　《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必须在2008年至2012年间将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5种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暂时不在此列。根据议定书第12条的规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向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购买“可核证的排放削减量（CER）”，从而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义务。

　　由于发达国家减排成本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从国外购买温室气体排放配额比花费大量资金改进工业技术减排合算得多。因此，发达国家更愿意把资金和技术投入到发展中国家，从而间接获得排放配额。

　　“CDM孕育着巨大商机。”余元旗博士指出，考虑工业经济增长因素，仅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等在2012年之前所需要的总CERs指标估计在50亿吨等效二氧化碳；假如其中一半指标通过CDM方式实现，则2012年前CDM的目标市场容量为2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按目前的国际市场行情，每吨CERs的市场交易价格在5-25美元之间，则国际买方市场需求的CERs交易规模达125-620亿美元之巨。

　　天上掉下大馅饼？

　　“2012年以后，还有没有CDM这个市场，或者CDM会怎样发展，都是未知数，所以说可再生能源产业应当好好抓住这样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在高交会关于CDM的一个论坛上，英国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姜浩翔如是说。

　　姜浩翔如今是国内CER交易领域的活跃人物。通过接触国内CDM项目，如风电、水电、太阳能项目等，他所在的这家来自英国的投资基金主要通过直接投资、贷款、直接买CER三种方式来进行碳减排指标交易。

　　“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想到突然会有一笔钱砸到脑袋上。”姜浩翔表示，在甘肃的一个100兆瓦风电项目上，40万吨CERs按每吨5美元计算，就是1600万元人民币，对方惊喜不已，仅仅卖出一个指标，就能拿到这笔巨款。

　　此次来华的英国贸易代表团团长JedJones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很多企业对此还不了解，简直是闻所未闻。

　　英国环境投资有限公司还曾经与浙江一家化工公司达成协议，通过回收冷却剂生产过程中排放出的温室气体，成功进行了一笔3500万吨等效二氧化碳当量的CERs减排指标交易。另一家日本财团也受让了该化工公司一笔4000万吨CERs，企业可从该两项CDM交易合计获得超过18亿元的减排收入，当然也需要投入巨资以实现相关温室气体的减排。

　　“虽然你可能有资金上的困难，只要有CDM减排概念，我就可以通过上述三种方式购买你的指标，你所得到的好处就是提高现金流，提高投资回报率。”姜浩翔表示。

　　对于这一机制，业内人士认为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出钱补贴发展中国家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是保护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因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减排，都会对气候产生积极的影响。

　　CDM项目认证关卡重重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发展CDM项目，《中国CDM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已于2005年10月12日正式施行，中国的第一个CDM项目就是内蒙古的一个风电项目。余元旗认为，垃圾焚烧发电、填埋场沼气收集、瓦斯气利用、风力发电、余热回收利用、燃料替代、新上清洁或高效电厂等，都是潜在的CDM项目。不过业内人士表示，要使建设项目最终成为CDM项目，还需要做非常细致的工作。

　　南德意志集团工业服务有限公司正是一家DOE，该公司碳资源管理服务部的刘晓燕女士在高交会上表示，企业在CDM认证时通常会遇到三大问题：一是规模过小导致只有少量的CERs排放，通常这一指标至少要求达到1.5万吨CERs，二是没有现成的方法可用，三是对于额外线和基准线不了解。

　　其中，额外性被认为是CDM的灵魂。所谓额外性，是指CDM项目及其减排量在没有外来CDM支持情况下，存在具体财务效益指标、融资渠道、技术风险、市场普及和资源条件方面的障碍因素，靠国内条件难以实现。正因为有额外性要求，很多清洁能源项目可能无法申请CDM。

　　走向双赢长效机制

　　在10月16日深圳可再生能源技术与投资国际研讨会高峰论坛上，国家发改委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副处长李丽艳表示，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甲烷、煤层气回收和利用，被确定为中国CDM项目的优先领域。

　　以煤层气为例。在中国，70%的能源来自煤炭，煤矿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瓦斯气体即煤层气，其中甲烷的浓度通常在20-45%之间，1当量的甲烷就相当于21当量的二氧化碳，是《京都议定书》重点减排温室气体，利用其发电或作为城市生活用气，可以减少甲烷的排放，亦能提高矿井安全度。据悉，这一领域及植树造林项目的CERs交易额，只需向国家上缴2%，而其他领域CDM项目所生产的CERs交易收入的上缴比例，则高达30－65%。

　　目前，发改委被确定为我国政府开展CDM项目活动的主管机构，由18个中央部委负责人为成员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负责CDM重大政策审议和协调机构，该小组之下的项目审核理事会，目前已召开了22次审核会议。

　　据李丽艳介绍，在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国内外CDM项目的发展突飞猛进。截至9月30日，中国已批准CDM项目125个，其中已成功注册的CDM项目有20个，已批准CDM项目所产生的CERs约6亿多吨二氧化碳当量，包括巨化股份等上市公司从CDM项目中获益良多。“这些CDM项目当中，可再生能源占绝对比重，其中风能项目就占46%。”

　　据悉，为了进一步推进CDM项目活动的开展，国家正在建立CDM合作基金，10亿美元已经到账，相关管理办法正在制定当中。此外，国家发改委还在着手建立CDM项目管理中心，以应对新的发展趋势。

　　李丽艳表示，长达20年的《京都议定书》谈判是继WTO之后又一最重要的国际多边谈判，针对2012年以后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后京都谈判又将拉开帷幕。在她看来，CDM还会保留在谈判的框架内，“CDM是一种双赢机制，应该也是一种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