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先生病逝，有舆论以“红顶商人”四字贯诸其身，认为他的发迹与事业跟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红顶商人？自从高阳写了小说《胡雪岩》，自从《胡雪岩》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在坊间民众的普遍印象中，这四个字几乎成为了权谋与巧诈的代名词，若套用现代流行语，那就简直是“官商勾结”的传统版本，很难算是什么正面的赞扬；如此称呼，未免对刚去世的企业家构成不敬。

　　众所周知，霍英东的崛起确实得益于“国家庇荫”，如果没有朝鲜战争时期的禁运政策、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国难”需求，他的第一桶金或许不会来得那么早。可是，别忘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跟他携手合作的是个备受围堵的“弱势国家”，他自己身处的又是个由洋人港督一句话说了算的殖民城市，在这桶金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与生命威胁，这笔回报绝非等闲之辈所能吞下；更何况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内地形势复杂，如何在危局里踩这条钢丝平稳前进，足以显示一位企业家的胆识与智能。

　　而真正重要的是，霍英东在事业攀升的过程中，虽屡受中国政府的提携与照料，但他总能倒过来通过捐款、开发、合作等方式令自己的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所提升，个中功德，早已远远超越了商业世界的所谓“互利互惠”，而更接近于儒家伦理所看重的“回报”精神，在这意义上，霍英东是儒商。

　　在香港众多的富豪级企业家里，霍英东其实最富传奇色彩，他的一生，似是天意所寄，处处铭印着“文学隐喻”，从出生地点到自取名姓到事业轨迹，皆可被解读为香港文章。21世纪，香港据说早已是国际都会。但从好莱坞的电影镜头到特区旅发局的宣传影片，所谓“香港意像”至今仍被浓缩为维多利亚港上的一艘破旧帆船，船上有一位缺了门牙的疍家婆在兀兀摇橹，她脚边躺着一个婴儿在哇哇啼哭。霍英东不就是诞生于船上的吗？那是1923年5月10日，那时候，他叫做霍官泰，正如香港，一切从大海开始。

　　水上人家霍官泰长大之后，刻苦向学，把名字改为“英东”。据其自谓，是为了期许自己“英姿勃发于东方世界”，但在潜意识里，恐怕又跟香港的殖民属性不无关系——这毕竟是东西风相遇的地方，这终究是英国人统治的远东地域，精明的霍官泰，不会不知道必须尽早学会在祖国与洋人的夹缝中求取生存。

　　成长了的霍英东，靠海吃海，在汪洋里闯出了一点名堂，“有幸”遇上朝鲜战争，国家找到了他帮忙，他也借助了国家而发达，从此扶摇直上，由航运而地产、由工程而赌业，英国殖民政府虽然看他不顺眼，但没法阻止他的商业王国拓展，在不长也不短的20年里，他从小商人变成大商人，再从大商人变成华商代表，然后回过身来，在内地筑公路、建酒店、办学校，向中国政府和老百姓示范了什么是务实共济的营商之道，最后他又亲自领军开发南沙，向中国政府和老百姓展示了什么是宏观光明的规划理念。

　　在霍英东出生前一年，有一位中国儒商去世了，他名叫郑观应，中山人，曾在香港和上海替太古洋行办事，后来辞职北上，替清政府办洋务、理实业，并写了《盛世危言》一书，对于时政和国是提出诸种看法，眼光远大，对光绪皇帝和知识分子产生了震撼性的启蒙作用。郑观应认为，西洋诸国之所以能够横蛮，除了因为船坚炮利，更因为有强大的工商业做后盾，故能到处侵略以压榨他国。换句话说，新时代的中国，面对列强，不仅要在军事上有所抗拒，更应在“商战”上有所响应，亦即“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郑观应提出了多种振兴商务之法，其中尤为关键者是“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故务改官造为商造”，肯定商人的地位与贡献，让商人提振民间社会的充沛力量，终而带动政府体制的改动。

　　郑观应病逝后一年，霍官泰出生，80多年下来，中国的商务之路曾经大起也曾经大落，到了今天，总算有了比较稳定的发展去向，也逐渐见到了光亮的前途。而在这条路上，正因有郑观应和霍英东这类视野高迈的商人甘于冒险前行，中国才有经济上的勃兴和企业上的创意，才不会在今天的国际商战里过于黯淡无光。

　　这样的商人的脚步永远走在国家前面，纵然说是“红顶商人”，长远来看，国家得益于他们之处肯定远大于他们得益于国家之所。中国应该叩首感激这样的商人，商以红贵，红为商重，这其实极符合中国的阴阳共生原理，远非浅窄的权谋巧诈所能解释。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责任编辑：崔宇)